作家彭剑斌：不想走得更远，想走得更偏僻-尊龙凯时旗舰厅

彭剑斌在长沙望城区新租的“赁居”（摄影/段志飞）

7月初，去见彭剑斌的时候，刚入伏的长沙像个大蒸笼。

车子下了绕城高速，进入了湘江下游的望城区，那里沿途多山、郁郁葱葱，连绵不绝，让我一路想着他的新短篇小说集《寂静连绵的山脉》——把蓝色的静脉比作山脉，偶尔的出神如血液般寂静流淌。这样的比喻仿佛制造了一个时间旋涡，让我耿耿于怀。

一个月前，铸刻文化的陈凌云辗转找到我，知道我读了彭剑斌之前的小说，便忙不迭要了地址，说是再邮几本。

他的热情并非造作，而是出于对一个好作家至今仍隐藏在角落的不甘心。

实际上，也是他最早从《西湖》杂志和黑蓝网上发现了彭剑斌，后来才有了2020年《不检点与倍缠绵书》的出版，以及《我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的再版。

最近两个月，为了新书的推广，彭剑斌跑了不少城市，关于他30岁之前在贵州一边做业务员一边写小说的事迹，也不断见诸各大媒体的宣传版面上。

回到长沙后，他才算是歇了口气。

“等把采访集中做完，这个事情就算告一段落了。”彭剑斌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正坐在他前一天才以400元/月的租金租下来的廉租房中。

来的时候，我们穿过一条狭窄的长廊，走到了自建房的背面，映入眼帘的一大片菜地被太阳照得锃亮，蝉鸣声也听得更清楚了些，从后门还能下一层扶梯，走到头就是他称之为“赁居”的房间。

10年前，彭剑斌抛掉四处飘荡的生活，定居长沙，开始选择一种“自己应该接受的命运”——娶妻生子，有一份文学编辑的工作，是相对舒适的生活状态。

而在单位附近租一间屋子，把自己关在城市的角落里写作，也早就成了他生活里的习惯。

当我问他“除了写自己的经验，之后会写什么样的小说”，彭剑斌想了好久才讲：“这本新书（指《寂静连绵的山脉》）其实是作为一个作者的‘文学表演’，想要重新开始写作，可能还需要沉寂，是纯粹地为自己而写，所以我并不急着要去写什么，哪怕大家都把我忘了，那才最好哩。”

不存在出路，只存在幻想

“一边……一边……”，是彭剑斌回忆自己的经历时，经常给人的感觉，尤其是在他20岁出头到30岁之间的那些年。

起初，彭剑斌做过四五年的销售工作，也先后换过好几家公司，其中干的时间最久的一家是做灯饰的。

那几年为了跑业务，他白天坐车在贵州的盘山公路上穿行，晚上就在廉价旅店的床上写小说。

对于自己所处的状态，彭剑斌向来都十分清楚。

他很清楚以自己的性格，将来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业务员，所以用他的话来说，那是一段看不见出路的日子，当然，他也并不指望写小说能给自己带来任何经济上的回报，阅读和写作就成了百无聊赖的日子里，为数不多的慰藉。

组图：作家彭剑斌的作品。

2008年，彭剑斌辞掉了业务员的工作返回广州，在怡乐路租了间像厂房一样的老房子。

那时候，他的朋友冯俊华还在广州的博尔赫斯书店上班，作为他为数不多且同样对文学感兴趣的朋友，两人聊得投机，于是便一起成立了“副本制作”，为了发掘默默无闻的年轻作者，他们专门编印了一些文学小册子，好让出版界看到那些“需要某种判断力才能看到的东西”。

2012年，“副本制作”通过同出版社合作的方式第一次尝试正式出版，《我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便成了投石问路的第一枚石子，不过出书这件事还是以滞销告终，给彭剑斌造成了悄无声息的挫败与承受。

只是没过多久，他便转头在当地找了份体力活，开始送起了快递。

“其实谈不上赌气，本来我就没抱太大的希望，打工挣钱维生才是正经事。”彭剑斌说。

他倒是乐观。实际上，这种乐观从他上学的时候就已经崭露头角。

记忆倒回到从前，那个在湖南桂阳农村，努力和别人不一样的孩子，因为身边没有人喜欢文学而奇妙地与文学结缘，开始爱上写作，荒废学业，即使被骂“没出息”，他也不以为然。

直到上了大学之后，在互联网普及之前，他还遗世独立地以为，只有自己是懂卡夫卡和塞林格的。

关于出路是什么，彭剑斌早在他没有考上中专（当时成绩好的才去读中专，成绩不好的只能继续读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想了个明白——任何事情都不能阻碍自己写小说。

事实也确实证明了，工作和写小说在他身上可以并行不悖。

然而社会变化之快，也是他始料未及的，正如现如今的高中毕业生，都在为大学选什么专业而瞻前顾后。

“我从不认为存在什么绝对的出路，事实上很少有人能按照事先设定好的道路前行。”彭剑斌说。

主动寻找自己应该接受的命运

彭剑斌的身体里，好像住着两个他，一个负责身体力行，先做再说；另一个负责剖析自我，不留情面。

他不喜欢跟人打交道，平日里话也不多，但是从他小说的语言中，能够看出来透着的那股聪明劲，以及一种精准的概括性。

比如，他把自己30岁之前的人生，总结为“人类幼稚阶段”，而把这之后的日子，看作是“选择一种自己应该接受的命运”。

之所以会离开广州去长沙，彭剑斌说，其实个中原因复杂，但真正将他击垮的还是送快递的工作——在那仅仅半年的时间里，他经常整夜整夜地做噩梦，不是梦见被人上门催件，就是把别人的快递弄丢了。

事实上，他也确实丢过两辆装快递的电瓶车，为此自己还因为压力太大暴瘦了20斤。

直到有一次患上重感冒，他不能上班，看着快件不断堆积在住处门口，没完没了的纸箱令他心生绝望，没过多久，他就辞职回桂阳老家过年去了。

2013年年初，孑然一身的彭剑斌，接到了通过写小说认识的朋友江冬的电话，江冬问他有没有兴趣到长沙做一本职业教育学校的刊物。

彭剑斌在谷山前。《寂静连绵的山脉》就是他在谷山附近租住的房子里写完的。（图/段志飞）

无路可退的彭剑斌卷起铺盖去了长沙，不知不觉间一待就是十年。

在这十年里，彭剑斌在报社做过编辑和记者，纸媒式微的时候，他翻译过古籍，甚至还兼职替福利彩票的报纸排过表格。

总的来说，这些不需要消耗体力的工作还是遂了他的心意，至少他没再为了钱发愁，生活也渐渐地越过越稳定了。

2017年，彭剑斌结了婚，在长沙买了房和车，过上了妻儿在侧的日子。

每天除了工作，就是柴米油盐，那些在别人看来并不文艺的时刻，在他的眼里却是幸福的。

彭剑斌很清楚，向生活妥协的结果，必然是付出代价，而他的代价就是，整整七年的时间都没再写过小说。

当我在出租屋里问其缘由的时候，彭剑斌毫不掩饰地说“在长沙没什么感觉”，因为身边接触到的人，大部分都是文艺青年，看似离文学很近，但接触的人和事，总给他一种脚不着地的漂浮感，这种漂浮感，比起之前四处漂泊的日子，显得更加不切实际。

“以前打工的时候，认识的人都比较单纯，他们的欲望也简单，就是发财，即使坦露一下性幻想，你也会觉得那是真性情。”彭剑斌直白地说，“但是文艺青年，你搞不懂他们在想些什么。”

回忆起自己在《我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中写下的那些遇到过的形形色色的人，彭剑斌就变得乐和起来，他还感谢当时的自己，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是透过文学的视角，也能和那些一心只想着发点小财的朋友愉快地相处。

“否则感受不到他们的可爱之处，只有嫌弃。”彭剑斌笑着说，文学赋予了普通人存在的尊严。

2020年，陈凌云找到彭剑斌，问他能不能写一本书，就写那些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如何在困厄中挣扎、憧憬、四处奔波。

彭剑斌心想，他说的不就是那个已经渐行渐远、似曾相识的自己吗？

给他一个角落，他就会继续写下去

“我写我自己，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太渺小，如果我不写我自己，我可能会消失不见，被那些庞大的、宏大的、伟大的事物消化得连渣都不剩。”彭剑斌在《寂静连绵的山脉》的序言中自我辩解道。

对彭剑斌来说，重启写作，顶多是手生了些，不知如何开始，但多年养成的文学品位和语言方式，让他在各种对他的信任与期待中顺利通过了“考验”，尽管他自己并不十分满意。

但是在冯俊华看来，这可能是因为“他对理解的要求和难度都增加了”。

“他的小说，分寸感和想象力都是身体性的，即使我们不是多么特殊的个体。”冯俊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评价彭剑斌的小说。

作为曾经兼职陪他一起送过快递的人，冯俊华很能体会彭剑斌身上那种天然的创作欲。

即使过去了十年，他也仍然为彭剑斌对人心的微妙观察，以及在叙述上的细腻处理而激动。

“我的小说之所以能被读者喜欢，可能是因为‘自我暴露’的部分比较多。”彭剑斌说，“比如写到要同女友分手的时候，老家农村就会突然出现一场葬礼等着‘我’去奔赴，而‘我’需要尽可能地在两件事情之间徘徊、衡量、取舍，好显得对于分手这件事，‘我’也是不舍的。”

这样过于真实的心理细节，在现代年轻人“不知如何是好的爱情”里随处可见，《寂静连绵的山脉》也因此有了不少“现实主义”的痕迹。

“我是想在虚构的过程中，把小说之外的真实隐藏起来的，但是显然清除得还不够干净。”彭剑斌有足够的底气把自己铺开了来写，所以也从不藏拙。

如今书算是成功出版了，这本具有自传色彩的小说集，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一场畅快淋漓的表演。

实际上，近些年来，在当代某种更宏大的社会背景之下，文学呈现出一种“现实主义回潮”，工人诗歌、打工文学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书写底层生活，也有越来越多的所谓“在底层生活”的人开始写作。

彭剑斌因为有过所谓“底层”的经历，写“现实主义”似乎是顺其自然的事情，但是对他来说，“现实主义”从一开始就不会使他对文学感兴趣，更不会让他产生写小说的冲动，直到他读了卡夫卡的《变形记》里一个人毫无缘故地变成甲虫，这种“不讲武德”的想象力才能深深吸引他。

“我从来没有以‘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作家’来要求自己，如果一定要给自己一个预期，那就是‘不想走得更远，想走得更偏僻’。”彭剑斌说，如今现实略显乏味，没有什么能够激起写作的欲望，当然，他也不会放弃写作，只要给他一个角落，他就会继续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