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纸上的城市-尊龙凯时旗舰厅

上世纪30年代，在良友出版社出版的《建英漫画集》里，郭建英图文并茂地描绘了上海的摩登女性，被称为“现代都市生活美丽的图谱”，学者陈子善称该书是30年代上海大都会主义的重要实物资料。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说，叙事论述有不同的形式，它们可以存在于建筑中、在疾驰车辆的轮廓中、在民谣歌曲的音调中，甚至在帽顶或者一双运动鞋的鞋带上。当然，也存在于绘本、插画、漫画之中。

画纸上的城市也是内心的城市，它们无需文字上的转换，最直接地展示着作者的情绪。加拿大人盖·德利斯勒画的《深圳》是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他向我们展示90年代的深圳——飞快地跑向都市化，一切都不太舒服，令居住其中的人有某种失调。深圳五星级酒店的中国人，“他们开着门穿着内裤看电视。而且直到深更半夜还隔着房间大吼大叫……”，他的情绪化表达让读者获得了共鸣。盖·德利斯勒在接受采访时说：“有不少人和我谈起他们在异国的亲身经历，有时甚至只是换个城市，便会落入自我封闭状态。《深圳》的描述令他们心有戚戚焉。”

现在的中国，所有的城市都飞快地跑向都市化，那些曾经熟悉的事物，搪瓷脸盆、热水瓶、bp机、大哥大，迅速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消失。骑楼、胡同变成了格式化的公寓，方言变成了普通话。插画家糖果猫猫说自己在香港还能看到不同年代的城市发展痕迹，但到了内地就被抹平了，不是破败的旧街区，便是现代的高楼大厦。像画家汪尧民这样生长在老北京的那一代，则会对那些赝品——粗糙的仿古街有更强烈的反感。当代人忽略细节和品质，毫不负责地呈现历史，让中国文化变得粗糙与恶俗。这些画家的感受与担忧都出现在作品中，糖果猫猫会详细地画出各个时期的暖壶，从竹子外壳到塑料外壳再到不锈钢外壳，并附详细说明。这类恋物癖般的强调是基于某种失忆的担忧，也呈现了一种与极速发展相反的态度：那些被扔进垃圾堆的物件也拥有设计与美学上的闪光点。

在中国，画纸上的城市有某种凭吊的意味。它既有对传统流失的担忧，也呼应了人们对于过去的想象：那些滚铁环的岁月啊，住在小街小巷中，总是有浓浓的人情味，一毛五分钱的雪糕都很好吃。尽管那个过去是经过美化的，但至少比现在好——这安慰了无数现实中受挫的人。

重庆的沱沱画了8年的山城，在画给去世的婆婆的一幅画中，他这样写道：“我们从来没有错过所有最好的时光，甚至在死后，我们还是能去到那里！我去打半碗甜酱半碗豆瓣回来，婆婆你还是能给我炒个最好吃的回锅肉，那逗是我们的天国！”

北京：人被驱散了就成空城计了

汪尧民说：“北京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对它的情感是自然的发酵的过程，就跟熏干似的，是长久浸润其中的结果。”从1994年开始，他在《北京晚报》上开设“古都旧景”专栏，加上后来在《北京日报》续开的两年，他系统地画了七八年的老北京建筑，故宫、清华园、门头沟爨（音cuan）底下的明清四合院、胡同的如意门……在随后的大拆大建中，他画笔下的很多古都景色都消失了，那些画成了重要城市建筑文献。

1958年以前，汪尧民家住在紫禁城的千步廊，是过去大臣上朝时休息的地方。每次考试前要温书，他花五分钱门票进故宫，到御花园里待上一天。50年代的北京，在故宫里溜达，半天都遇不上一个人。汪尧民的姥姥住北京城中轴线的另外一端，也就是钟鼓楼附近。后来他在景山公园的少年宫画了6年，也在中轴线上。他的童年、少年时代的活动范围基本在皇城的中轴线。1958年，天安门广场改建，汪家经历了解放后北京城的第一次拆迁。现在他家老房的具体位置，大概就在人民大会堂的松树边上。

汪尧民说自己是用脚步丈量北京城的，几乎走遍了老北京的胡同和旮旯，90年代后，更是“哪里拆迁我就去”。他见过尚小云故居的拆迁，门前元代的抱鼓石瞬间被砸碎。90年代几十块钱能买到一个清代的抱鼓石，现在卖到几万。一个门楼，两百块钱就能买下，还没人要，都毁了。老北京火车站1903年生产的墙砖现在要卖到几万块一块。一方面，文物价钱越炒越高，另一方面，拆迁也如火如荼。

最可怕的还是拆迁将胡同里的人都赶走了。汪尧民说：“老北京那些老头提笼架鸟，光着脑袋，系着宽绑带，拿着破茶壶，挨着大槐树底下喝茶，拉着京胡，听听吆喝声，是构成老北京最重要的部分。人被驱散了就成空城计了。”

北京的历史就是一串名人的历史，而这些名字连起来就是中国的历史。汪尧民也画名人故居，他说，北京一共才开放了七家名人故居。蒋介石的行辕、孙中山的逝世地不开放，欧阳予倩的故居变成大杂院了。吴冠中的故居在前海北沿的会贤堂，四进大院，原来是一个饭庄，曾是蔡锷和小凤仙聚会的地方。吴冠中在那里住过二十多年，如今他的画框还在原先小厨房的房顶上。汪尧民曾经问吴冠中为何不买下，吴冠中只是笑了笑，没有言语。

为了做“古都旧景”专栏，汪尧民徒步写生的路径一直延伸到北京近郊。那时候到了门头沟，还要走好几十里路才到爨底下，这个地方知道的人很少，地图上的“爨”字都没写对。爨底下保留着明清的四合院，青壮年外出打工，很多房子空了出来，树从屋里长出来。但很多建筑的细节做得很好，像门轴，雕成了小荷叶。外墙上还保留着各个时期的标语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抗战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是大跃进时期的，“誓死捍卫毛泽东革命路线”则是“文革”时期的。走在爨底下，就像是走进时间隧道。关于爨底下的专栏，汪尧民连续写了十几篇。到后来，爨底下越来越有名，很多外出打工的老乡回来开发农家乐，电影《投名状》也在那里拍，旁边修了个教堂。游客多了，这村子算毁了，但老乡发财了，笑得都合不拢嘴。汪尧民说：“我发现我的初衷是好的，但是旅游一上马，就成了开发性破坏。”

汪尧民还是最怕人们没有眼力见，不知道什么是好东西。什刹海胡同一度吸引过很多外国人参观，居委会老太太着急了，觉得胡同太旧太脏，影响了国家形象，便组织人员将胡同外墙全部刷上油漆，连同如意门上一百多年的铁包头全给擦了。这让他想起一个朋友的故事，家里祖传的青铜鼎，拿出去给人估价，觉得铜锈影响美观，便用砂纸将鼎打磨得焕然一新，结果估价的人看了一眼，说，你等这铜锈长出来再给我。汪尧民说：“有时候不怕你手低，就怕你眼不高。”

重庆：老房子没了，山城的迷离感也没了

沱沱本来对摄影感兴趣，后来觉得有些东西是照相机做不到的，比如回忆、幻想、梦。他13岁就在重庆街头“当打滚崽儿操社会”，80年代到90年代初，他跑遍了重庆主城的穷街陋巷。他说经常去派出所报到，但觉得那是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不讲义气不够烈性就没得兄弟伙，兄弟伙对一个重庆崽儿来说最重要。”他觉得也就是在老重庆心中江湖码头的袍哥气概还能宽慰人心，但是，“外省来的高官认为我们不需要袍哥气概，认为那是落后的表现，他们认为唱红歌才能提起精气神”。

人在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总是努力向前不顾一切地狂奔，跑到一个地方却发现并不是自己想要去的，这时候就该停下来，回头去找那些被自己遗落的东西。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之后，闯荡过上海、北京、南京的沱沱回到了重庆。他再次出没于花市莽子火锅、一号桥夜福火锅、血库渣渣火锅，直港王五火锅、花市豌杂，坚持不进高档餐厅，只吃苍蝇馆子，他说那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内容。他继续画记忆中的重庆，到现在已经坚持了8年。他说自己没有受过美术训练，对画画没兴趣，有的是对重庆有强烈的情感。

如同画中描绘的，沱沱心目中的重庆是“屋后有山，屋前有河，屋子鳞次栉比，街巷蜿蜒，不知所踪”。但现在的重庆在向“内陆香港”目标进军，楼越建越高，老房子拆得越来越多。在沱沱的印象中，90年代以前，重庆主城少有高楼大厦，这是民国时期延续下来的规定，主城建筑高度不能高于解放碑。太阳沟菜市场被拆除，在原址修建大都会广场，差不多便是重庆“香港化”的开始，那些蜿蜒的小巷和挤挤挨挨的民居开始成片消失。山城的格局使得这些穷街陋巷有种扑朔迷离之感，随着老房子的消失，山城的迷离之感也逐渐消失。今年嘉陵江的索道拆了，接着渝中区的下半城也要全部拆掉。

沱沱的家前几年就被拆迁了。补了点钱，买不起市区的房子，在靠近郊区的地方买了个小房子。但是他受不了公寓房。户型都是一样的，电视、茶几、沙发、空调，甚至马桶的位置都帮你设计好，住进去的人只须按规定住在里面释放能量就可以了，像是电路板上的元器件。现在沱沱租住在磁器口的一处老房中，房东本来打算开茶楼，开窗能看到嘉陵江，有老房子潮湿的木头味。他在老房子里腌泡菜、泡海椒、炖酸萝卜老鸭汤，为夜里光顾此地的老鼠预备下鼠夹。他现在的生活部分地保留着他画中那个老重庆的样子。但是，附近的双碑大桥修好了，将来旁边的地铁通了，这片老房子也会被改造，变成观光客喜爱的酒吧区。沱沱说到时只能往嘉陵江上游搬了。

城市一直在变，山城啤酒瓶现在已经砸不破脑袋了，碎了之后都是圆形断面。沱沱原先住的小较场变成了一个大坑，将建起一座五星级酒店。他说，城市发展的速度让人感觉人生很虚无，只不过活了三十多年，脚下的土地就会突然消失不见。

成都：现在或未来不会再有的老成都

在邓宇民看来，宽窄巷子不代表成都。他生在解放前，父亲邓锡侯将军曾经是四川省主席。作为家中的幺儿（四川话，最小的孩子），邓宇民跟着父亲走遍成都的大街小巷，对老成都的风物有深切感受。2008年退休之后，没受过专业绘画训练的邓宇民不拜师，不参加协会，就想把自己心里那个老成都画出来。他今年出版了漫画精选集，副标题便是“老成都记忆”。

以前成都都是瓦房，沿街铺面一间挨一间。好一点的铺面是长三间，第一间是铺面，第二间是住房，第三间是住房，旁边搭个厨房，外面有个小院坝，有口井。好一点的还加一层楼，架一个梯子爬上去，楼上可以住人。

成都人喜欢在家里弄小吃，手头宽余点的下午要打个尖儿，加一顿小吃。一般都是自己做顿素面，作料拌得喷香，站在街上吃，让旁边铺面的人羡慕：这家人有钱，三顿饭不够，中间还要打个尖儿。邓宇民说，开铺子的人，因为铺面关得晚，一般晚上9点才歇业，10点才能吃晚饭，中间必须得加这一顿。

解放前，四川很长一段时间是防区制，成都被哪个军阀占了，他的兵就占着城门洞收税。说是收税，其实是揩油，卖鱼的过城门，就拿两条鱼。还有当兵爱收烟，因为烟贵，向烟贩收烟好过收钱。城门洞是道风景，三教九流都有，而且每个门都有袍哥。袍哥分两类：清水袍哥不杀人，维持地方秩序的，浑水袍哥则会绑票杀人。

老成都的街口都有一个茶铺，很便宜。每天早上，生意人、小贩，早饭都不吃，直接去茶铺喝茶。他们实际上是去做生意，上午喝茶谈生意，下午搬把椅子在街上打望，一天都不用干活。那时候一般成都人也不看报，去茶铺就是去听消息。

在茶铺里最有面子的事情，就是一个茶客对另一个茶客说：“王大爷，你的茶钱我给了。”茶倌马上再吆喝一遍：“王大爷的茶钱邓大爷给了”，全茶馆的人都能听到。邓宇民说：“这就完全是享受档次格局了。”在他画的茶铺系列中，这些场景都有生动的展现。

到了下午和晚上，茶铺里又有节目，一般是去听书，这时候去就是享受。邓宇民说，他在解放前听的书都是讲武侠，讲一半说书人就要下来收书钱，茶钱是茶钱，书钱另外算。这时候会有人开溜。讲完了再收一道钱，人就更少了。所以说书的人很苦。

邓宇民的父亲喜欢逛寺庙，跟文殊院、新都宝光寺和尚的关系很好，他们每次去都会泡最好的茶。那时候，文殊院的和尚用锅巴招待贵宾。过年时，他们也会把锅巴包好了送人。

邓宇民说自己画的都是亲身经历的，现在或未来也不会再有。

广州：骑楼不仅仅是广州的标志

糖果猫猫最新的绘本叫《鹑心动》，英文书名为“old chinese stuff”，老中国物件，收纳许多关于广州的旧日痕迹。这是一个80年代中期出生的女孩的“旧物志”，中国城市发展飞速，不过二十多年，日常生活的很多物件就迅速消失。

在广州长大的糖果猫猫，原名何卓茵，骑楼中的裁缝铺、芬芳甜品、鸡仔饼都曾经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她说，很多人或许会拿骑楼做文章，但是她画骑楼并不是因为骑楼是广州的标志，而是因为骑楼跟她的回忆有关，“我就是那样长大的”。小时候她跟着妈妈去楼下的裁缝铺改衣服，有时要等，便捧着衣服在那里默默地看。那些细节和氛围多年之后出现在她的插画中。同样，如果画上海，她不会画东方明珠塔，这类城市标记与她的经历或者体验无关。在上海的4年间，她画得比较多的还是旗袍女孩、和平饭店等主题。因为经常参加一些教会的慈善活动，看到解放前出生的上海小姐一丝不苟地穿着旗袍，让她十分羡慕，这种过去时代的味道是青春或者财富无法堆砌的，也不是仅仅用“美”或者“气质好”可以形容的。虽然未曾经历过那样的年代，但通过几件过去的事物，时代氛围能被勾勒出来。这大概也是保留某些旧物的意义。

现在糖果猫猫在广州和上海两地居住，因为居住环境的不同，会有不同的城市生活体验。在广州，她租住在老房子里，煤气公司晚上八点多钟来抄表，隔天遇上邻居就会讨论一下这个事情，彼此抱怨一下；天气热了，还会交流一下该煲点什么汤喝。他们不是那种居住了几十年的老街坊，可能都不知道对方姓什么，但老公寓能够让彼此有共同的生活，暂时的租住也能有邻里关系。

在上海，她住在能看到半个上海的高层公寓里，进门刷卡，门口有保安，邻里间自然也无甚交集。但所谓现代生活的冷漠以及上海人的“自我”气质，也会提供某种空间，能够让人安静做事。现在的广州，会让人感觉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距离感不够，太密集了，人们总是会彼此影响，一窝蜂地做事，背街小巷里会有汽车横冲直撞。每次回广州，糖果猫猫都要去热闹的上下九，那里的陈天记鱼皮和顺记冰室是她的最爱。但是，拥挤和嘈杂令她“每次去就感觉像打了一场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