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的1914：留小辫子的专栏作家-尊龙凯时旗舰厅

辜鸿铭的英语实在不错，1914年6月，在北京“东方学会”一场针对西方精英阶层和东方学识界交流会上，57岁的辜鸿铭用令西方人都叹服的英语说道：“我想诸位感触最深的，一定是旧式的典型的中国人身上，没有丝毫的蛮横、粗野或暴虐。借用一个动物学的术语来说，我们或许可以将真正的中国人称之为被驯化了的生物。我认为一位最下层的中国人与一个同阶级的欧洲人相比，他身上的动物性（即德国人所说的蛮性）也要少得多。”

两个月后，为了向更多西方人宣传“何为真正的中国人”，这篇演讲稿发表在英文报纸《中国评论》上。辜鸿铭提供了一种当时极为罕见的观点，即对中国人的民族特性大加赞扬：“如果学习中国文明，美国人将变得精深；英国人将变得博大；德国人将变得淳朴；所有的人，美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按我的愚见，通过学习中国文明，学习中国的著作和文学，一般都将获得一种心灵品质，即优雅。最后，法国人通过学习中国文明，将得到所有——精深、博大和淳朴，以及比其现在更精致的优雅。因此，我相信，学习中国文明、学习中国的著作和文学，对欧洲和美国的所有人都有益。”

这篇文章，成就了辜鸿铭一生中最有影响力的英文代表作：《中国人的精神》。

“如果这位怪人还有些贡献，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在举世都奔向力和利的时候，他肯站在旁边喊：危险！危险！”

1914年，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马褂，还拖着条小辫子的辜鸿铭，已是京城名人。

大众语境所构造的他，是“出生于南洋，精通9国语言和13个博士学位”的知识分子，是“效力于张之洞幕府17年”的洋文案，更是“以发扬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为信仰”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此前一年，他曾经因为在英文著作《尊王篇》和《中国人的牛津运动》中严厉批判欧洲文明，以及通过翻译《论语》、《中庸》大力推崇东方文明，成为中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者。

清帝退位后，以“遗老”自居的辜鸿铭，悄无声息地避居在青岛。1913年，应“五国银行团”之邀，他才回到北京担任翻译员，为袁世凯签订《善后借款合同》出了一分力。这中间还有个流传甚广的故事：当辜鸿铭听完“五国银行团”的来意后，只说了一句话：“区区小事一桩，完全可以。不过，我有一个条件！”随后，便狮子大开口要价6000大洋，“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诸如“近人欲以欧、美政学变中国，是乱中国也。异日世界之争必烈，微中国礼教不能弭此祸也”之类弘扬东方文化的著名言论，让辜鸿铭成为当时生活在中国的西方人关注焦点。他数次应“东方学会”邀请在六国饭店发表演讲，分析欧战原因，探讨战争出路：中国儒家文明拯救世界。

尽管在一些人看来，辜鸿铭企图以保守主义文化观救中国的做法，不过是过时的守旧派特征，尽管在另一些人看来，他那句“德国必败”的预言听起来是天方夜谭，但辜鸿铭毋庸置疑是受欢迎的：他的每一场人气爆满的演讲，都底气十足地买起了门票：定价两元。据说同一时期，梅兰芳的戏，最高票价也不过一元二角。

有了不菲的收入，1914年的辜鸿铭在北京生活得不错。学者张中行在《辜鸿铭》一文中曾有考据，辜鸿铭居住在灯市口椿树胡同18号，“地大而空旷，南行东拐，北面是个小花园，花园尽处是一排平常的北房，进屋，布局显得清冷而稀疏”。和大众一样，张中行称辜鸿铭是个“怪人”，但又以一句话精辟地总结了这个“怪人”在当时的中国所产生的意义：“如果这位怪人还有些贡献，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在举世都奔向力和利的时候，他肯站在旁边喊：危险！危险！”

辜鸿铭成为京城一景，还源于他那条辫子。早在1912年3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就颁发了《大总统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文》命令，在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中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剪辫运动”，但辜鸿铭偏不配合，永远以一副格格不入的形象置身人群。

他在文章中怒斥：“那些拥有如此那般新知的盲目者，天真地想象文明受歧视的原因只是由于文明有辫子，而满族人则须对这一耻辱的标志负责……然而，狂热分子不就就会发现他们犯下一个可怕的错误，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事实上，只有当欧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人——一种与他们有着截然不同却丝毫不逊色于他们文明的人民时，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

“在战时和战后欧洲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与泰戈尔、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圣贤者的，是辜鸿铭，而不是梁漱溟或梁启超。”

1914年，辜鸿铭成为京城风靡一时的专栏作家。他的文章基调和演讲风格几乎是完全一致的：攻击西方文明，大呼儒学救世。

彼时，刚刚从袁世凯政府的交通部辞职的特立尼达华侨陈友仁，在北京创办了一份言论激进的英文报纸《京报》（peking gazatte），倡言时事，痛贬时弊。陈友仁欣赏辜鸿铭的文采，高价开出350大洋的月薪，邀他在《京报》上开设专栏，每月撰稿四篇。只是，尽管辜鸿铭和陈友仁被西方人评为“近代中国两位最有洋气、最有脾气也最有骨气的人”，他们的文章也有一致的靶心——袁世凯称帝和段祺瑞。

但很快，两人的思想分歧就出现了：陈友仁主张西方社会法治，辜鸿铭则坚持中国传统人治。更甚的是：陈友仁反对帝制和复辟，主张革命和平等，而辜鸿铭则拥护帝制，还在文章中大力为纳妾制与缠足风习辩护。不到两个月时间，两人便闹翻，辜鸿铭的身影也从《京报》上消失不见。

辜鸿铭并未罢休，他又找到北京另一家英文报纸《北京每日新闻》（peking daily news），自告奋勇要免费撰写专栏，只要求“写什么就登什么，不能删改一字”。因为辜鸿铭的名人效应，《北京每日新闻》的发行量一度出现了飙升，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内，“高产”的辜鸿铭便写了三篇维护纳妾制的文章。最终主编董显光忍无可忍，拒绝再刊登此类文章。

辜鸿铭便开始大闹报社：“每天晚上，董显光那间小小的编辑室工作最忙的时间，辜鸿铭就会站在那里，指着董显光骂。他一天又一天，愈骂愈来劲，可怜的董显光最后被弄得没法正常工作。于是，在无可奈何之中，董显光忍痛屈服，实践诺言，把辜鸿铭赞同娶小老婆的文章发排刊登。”

1914年11月，辜鸿铭以英文发表了一篇《基督教与大战》，声称“基督教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已经不再有效”。他认为在这场灭绝性的战争中，欧洲人必须在中国才能寻求到一种全新的道德力量：“由于我们中国人有好公民的宗教，所以一个人不会觉得需要用自然力量来保护自己，他甚至很少需要召来和运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在中国，一个人通过他的邻居的正义感而得到保护；他通过他的同类时刻服从道德义务感而得到保护。确实，在中国，一个人不觉得需要用自然力量来保护自己，因为他确信每个人都认识到公正和正义是比自然力量更高的力量，因此每个人都认为道德义务是必需得到服从的东西。现在，如果能够使得所有的人一致地认识到公正和正义是比自然力量更高的一种力量，道德义务是某种必需服从的东西，那么自然力量的运用就没有必要了，那么这个世界就不再会有什么军国主义了。 ”

正因为这些言论，有人说：辜鸿铭是封建顽固派。也有人说：辜鸿铭是维护清朝政权的奴才。但无论怎么说，不到一年后，他便受蔡元培邀请走进北大讲授英国文学，成为了民国时期唯一一个留辫子的北大教授。也是在一年后，他在《中国人的精神》演讲基础上结集出版了《春秋大义》，先后被译成德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在西方世界掀起了一股“辜鸿铭热”，如美国当代汉学家艾恺所说：“在战时和战后欧洲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与泰戈尔、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圣贤者的，是辜鸿铭，而不是梁漱溟或梁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