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天津：世博的诱惑-尊龙凯时旗舰厅

在世界面前展示一个全新的“现代中国”的形象。

1912年3月，当美国为即将开通的巴拿马运河举行博览会的邀请函送来时，成立刚刚三个月的中华民国欣喜接受。其时，美国为中国安排了新的位置：“中国对全球工业的推动是不可想象的，想象在太平洋彼岸有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美国，如果是我们的话，早就摆脱太平洋的束缚了。”

一个是内忧外困、在开放改革道路上蹒跚前行的东亚弱国；一个是蒸蒸日上、意欲重划世界格局的美洲强国，两者之间的对比就像把天津公园和巴拿马运河放在一起一样，一眼就能看出悬殊差别。即便如此，获得世界强国的认可足以让这个弱国燃起信心。博览会的筹备工作在收到邀请函的次月就开始运作，即使是1913年的“二次革命”也没有停下它的脚步——这场内战确实大大拖缓了它的进程，而且为了筹措军费压服这场武装叛乱，博览会的投入资金被压缩了三分之一，这直接导致日后巴拿马博览会上的中国馆看起来“状类马厩”，但人们仍然满怀热忱地投入其中——就在二次革命打得难解难分之时，“筹备巴拿马赛会事务局”宣布成立，各省的筹备分会也依次建立并开展工作。

到1914年那个炎热的夏天，巴拿马运河正式通航，而天津公园——此时被改名“河北公园”——也修葺一新，用以作为巴拿马博览会的热身赛即“巴拿马赛会直隶出品展览会”的会场。来自直隶省各地的参展产品都将在这里齐聚一堂，每一件展品都和这座公园被寄予的希望一样：在世界面前展示一个全新的“现代中国”的形象。

没人能抵挡向世界展示自己有多文明现代的诱惑。

6月14日上午9点，直隶出品展览会在河北公园盛装开幕。1914年的整个夏天，全国18个省分别举行了出品展览会，天津、上海、汉口和广州是政府指定的四大联合展会，规模远逾他省，而天津又是华北唯一一个国际贸易港口，所以场面就更宏大，在6月14日到7月15日的32天里，一共卖出了91079张票（这要多亏主办者严智怡的报表癖）。

对前来参观的人来说，这场展览也绝对值回三个铜圆的票价。兴奋不已的参观者在线路图的指引下，从大门进入，走过马牌洋灰和秋千架，进入展厅，被琳琅满目的珐琅器、瓷器、宝石、漆器和精心挑选的工艺品所吸引，穿过摆满农具、农产品和布匹的第二展厅，再进入皮毛、毛毯和矿产的畜牧业和工业展厅，每一个展厅都极力向参观者证明直隶地区在这个领域取得了如何令人瞠目的巨大发展。展会还特别规定，虽然男女可以同场参观，但每周五只对女性开放。对中国刚刚兴起的女权主义者来说，这又是中国进入现代文明的一个明证。

展览会上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第一展厅里那些中国传统工艺品，但时代性最强也用意深远的部分，却是第二展厅出口处展示的那些布匹——“爱国布”。要想明白日常生活的布匹如何和爱国主义的崇高觉悟联系在一起，就必须了解当时人们对博览会的认识。

“博览会（exposition）”概念从晚清传入中国，有不下数个译名：赛珍会、聚珍会、聚宝会、炫奇会、赛奇会等。从译名中可以看出刚刚接触博览会的中国人对其的看法。“奇”这个字带有贬损轻蔑之意，就像晚清时人将西洋机械称为“奇技淫巧”一样。所谓“赛奇会”，自然也是西方人在玩一场“炫奇斗异”的游戏，中华泱泱大国自然不屑参与其中。

直到1904年的圣路易博览会和1905年的比利时列日博览会时，中国人才开始明白西方人如此热衷举行的博览会并非简单的炫耀奇珍的大型娱乐设施，而是为了“调查工艺，鼓舞商情，其实开会之国，意在兴盛地方”。而博览会的译名“赛奇会”，也变成了“赛会”。

当竞争成了中国人心目中博览会的唯一主题，那么博览会上的不佳表现也就成了国耻。在革命派指控满清政府犯下的一系列罪行当中，1904年圣路易赛会被外人耻笑就是重罪之一，会场上展出的展品从烟灯、烟枪、杀人照片、小脚妇女和乞丐模型，一直到城隍庙里的鬼判，无一不是在西方文明世界中“自求辱耳”。直到10年后，巴拿马赛会的筹办者们仍然对此记忆犹新。

消除国耻的唯一方法就是直面与西方的竞争并且不择手段取得胜利，爱国布就是这场爱国竞争大战中最夺目的武器。之所以选择布匹，有三个原因：第一，每个人都要穿布做的衣服；第二，纺织业是当时中国唯一在技术和原材料上消受得起的工业；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日本布在中国卖得非常好。如果要让布能体现出爱国的崇高品质，那就让它去抗日吧。

爱国布是所有对抗质优价低的日本进口布的国产布的总称。相比由机器大规模生产织纱至少在18支以上的日本布，1914年的爱国布大都织纱只有10支左右，而且很多爱国布完全是靠“爱国精神”鼓舞下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的爱国工人用半人工的爱国织机生产出来的。至于这种布的质量，根据亲身穿过的女作家黄庐隐的评价，“新的时候还罢了，如下过两次水后，便变成枯萎的菜叶的颜色，穿得每一个人都像从坟墓里挖出来的一样”。

“爱国”是爱国布的最大优点，但即使这一优点都很难保证。很多厂家为了提高耐磨度和舒适度，一直在掺用日本进口的棉纱；有些厂家为提高产量，甚至从日本和美国订购织机。但这些布匹最后全都以中国制造的名义贴上爱国布的标签，享受免厘捐商税的优惠待遇。实业家张謇不客气地评论：“40%的利润才是这群商人的爱国动机。”

但无论如何，这些满载着中国人爱国激情和竞争期望的展品，在展览结束的五个月后，踏上了前往巴拿马赛会的旅途。对1914年爱国的中国人来说，没人能抵挡向世界展示自己有多文明现代的诱惑。

对中国人来说，获得奖牌是参加“巴拿马赛会”的唯一也是最高的目的。

摔酒瓶子这事儿，在中国近代酒史上占有特别荣耀的地位。故事大同小异：在某地举行的一场国际展览会上，中国的某种名酒因为包装跟不上世界潮流而遭到冷遇。心急如焚的爱国与会者摔破了酒瓶子，使浓烈的酒香香飘大厅，于是该酒青史留名。这里面的名酒，可以替换成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汾酒中的任何一种，摔的地方也从巴黎到丹麦到美国再到香港，甚至连摔的方式也包括不小心碰倒和故意砸碎，但只有在1915年的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上发生这事儿才最能达到脍炙人口的效果，而被摔瓶子的茅台也因之家喻户晓。

巴拿马博览会，或者按中国官方的称呼“巴拿马赛会”，可能是近代中国品牌神话最大的制造工厂。如今无数打着中华老字号旗帜的品牌都声称在这场博览会上获得过奖牌奖状，从自称夺得金奖的茅台，到东莞小作坊里晒出的笋干，倘使没有跟巴拿马博览会沾亲带故，便愧对中华老字号的名声。这场百年前的博览会确实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荣耀，中国的展品共获得1211枚奖牌和奖词，在参赛各国中位居首位。而且全国18个行省，每个行省都得到了奖品，最少的山西有3枚，最多的江苏则达到199枚。在国耻占据了几乎全部近代史书写的中国，这可谓空前绝后的一大胜利，足以满足国人饥渴的爱国荣誉感，也足以传之后世，令人铭记在心。

但真正的问题是，很少有人认真思考过博览会的真正含义。对西方人来说，博览会的实际含义是展示和交流，会上颁发奖项的目的也并非竞争，而是奖励，颁发奖项相当大方，几乎可以视之为奖牌派送会，就连被指责为“不伦不类”、“状类马厩”的展馆，也获得博览会的最高奖项大奖章。

而对中国人来说，获得奖牌是参加这场“赛会”的唯一也是最高的目的，所以你就可以在会议记录上发现中国参展方在评奖会上咄咄逼人地进行激辩，务必获取最高最多的奖项。从数量上，你也可以看出中国志在必得的决心，中国总计将10万件展品送抵美国，就是为了获得数量上的优势。甚至从一开始，中国就瞄准了美国人的喜好，在展品征集的要求中，明确要求务必符合西人喜好。而中国夺魁之战最幸运的一点是，1914年一战爆发，以往在世界博览会上争雄的两大强国英、德都宣布不参加巴拿马博览会，两大对手的提前退场使中国更添胜算。实际上，这也成为中国号召各地商人积极参加赛会的一个重要宣传广告。

在数量和舌头上的强大攻势下，也许再加上一份好运，中国在收获了大量奖牌和赞美后满载而归。但这个故事实在太缺乏戏剧性了，于是，摔酒瓶子的传奇应运而生，成为中国人爱国竞争情节的有益补充。实际上，这个传奇的最大受益者，茅台酒从来没有出现在巴拿马博览会的获奖名单上，只有贵州公署的酒获得一枚银牌。但这并非一等奖，只是四等奖；所谓巴拿马博览会金奖也只是三等奖。真正获得巴拿马一等大奖章的，只有山西汾酒、直隶高粱酒和山东张裕葡萄酒。

神话的破灭多少让满腔爱国热忱的人感到失望，但100年前的努力却货真价实，只是如今都被淹没在广场舞的节拍之下。没人会记得这座公园里曾经激荡着中国人拥抱世界的雄心和热情，以及为之所付出的努力。 （文/李夏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