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辉：杂志没必太长命-尊龙凯时旗舰厅

（马家辉  香港媒体人、《大方》编委）

几本杂志一出，都在争先讨论“文学热”。我虽是《大方》的编委之一，但对内地文学杂志热也有自己的看法。讨论“纯文学”不如讨论人文——humanity，我愿意理解《大方》是一类人文杂志。人文包含文学、文艺、文化、思想，包容度比较广，也比较有弹性。

不管是文学热，还是人文杂志热，绝对不是现在看到的、刚刚兴起的这几本有些头脸的杂志。仅就我偶尔去内地参加活动的观察，这几年内地各个省份、每个城市都有很多本当地的文学杂志，而且做得非常有意思。只是它们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没有那么大。

我两个礼拜前去广东东莞，参加一个文化讲坛，他们有一两本非常精彩的杂志，自己做选题，也做采访，视觉也很不错。深圳也有很多年轻人团体办的文化类、设计类杂志，都是对外发行的。厦门有一本《书香两岸》，做得非常好。其实，这几年不同的城市，都在做着符合自己文化理想和审美品位的杂志。只是可能我们没太关注到。不仅是现在几个青年作家在做杂志，很多大机构也在做，99书城、上海世纪出版，就连地产集团也出杂志，这才是人文杂志的百花齐放。

这也不难理解。别忘了中国上世纪30年代的那一拨的杂志热也是这样。1933年左右，全国杂志已经增加了300多种，到1935年，才两年就到了1500多种，不得了。我记得郑振铎当时专门写过文章《所谓杂志年》，谈杂志热的情况。其中谈到价格问题，大抵是说，杂志相对比书便宜，渴求掌握生命、面对整个社会变动的年轻读者想要思考，相对他们的购买力来说，杂志是更受欢迎和被需要的。当然还有一个观点，鲁迅以上海为例说，上海人喜欢吃零食，杂志就是零食。当时1000多种杂志主要以上海为中心。

其实郑振铎提到的还有一点，我觉得跟目前现状相关的，即文坛派系。不同的团派，不同的山头，大家不管政治上还是文学上，不管现代主义还是传统主义，写实派还是梦幻派，都有各自志同道合的人聚集起来办各种杂志。当时是真正的杂志文坛百花齐放。因为就做杂志而言，真的是最方便的文化活动，几个人就成为一派，一派就可以出个杂志。郑振铎当时引用胡越之的一句话，“每个人凑10块钱，几个朋友就能办本杂志了，多方便”。办杂志有它的机动性，这跟社会的变动有关系，你注意到社会出了一个新的现象、热潮，甚至你注意到市场有这个空挡，几个人智识趣味相当的朋友凑一凑钱，做起来一本。现在依然是这样，而且比30年代多了一种幻想，你可以去招收广告。做上两三期，开始招募广告，背后找金主来支持等等。前提是你们真的在用心做一本定位准确的杂志。

很多杂志倒下了，甚至作者稿费还没到手，杂志就关闭了。不过杂志生态的乐不乐观，也未必跟资金有完全必然的关系。全天下办得久的杂志真的很少啊，相比那些死去的，比例非常小。杂志本身的自然生命周期基本上不应该太期待它长命的，我个人不太认同杂志要办得很长。因为杂志最重要的，是不断地有阅读空间来填补，我们希望越来多越好。杂志一旦办得太长久了就会形成一个系统，也会形成一个霸权，好像不在哪个杂志登就不是好文章，不在哪个杂志登就不会成名。

寿命当然不能过短，但也不适于太长。比如月刊，前面一年做口碑做品牌，第二第三年发挥出来，第四年、第五年最在势头，最后一年拖一拖，我看五六年的杂志最好了。我们干吗要一本长命的杂志？for what？到底是为了什么？谁能告诉我一个理由？不要期待一场长久的恋爱，长久的恋爱一定是一场无聊的恋爱。

有人会拿一个说辞来质疑和反驳——“玩票”。要看怎样理解这个词，玩票本身也很有意思。中国本身有一个特殊的地方，谈回文学，上海陈思和有一个观点：现在非常特殊，全世界的文坛很少这样，中国这一批作家整整红了30年，现在这些杂志还是那些名字排在那里。

如果非要玩一个这么漫长的票，是不是也比较悲哀。当然市场运作是另外一个考虑，如果有盈利空间，一直做下去没有关系。但就目前的杂志热，尤其是人文思想生活类的杂志，很多都想鼓吹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思想态度、一种文学品位，这些根本不需要长嘛。社会需要变动，你今天聚集一些人来鼓吹，假如十年后还需要你继续鼓吹，那这个社会就是悲剧了。

贾樟柯的电影《世界》结尾，男女主角自杀后死不掉，两人醒来，女问男：我们死了吗？男答：我们才刚开始。中国的人文杂志热就是——我们才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