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建筑师的童家——自食其力，靠技术吃饭，尽量不问政治-尊龙凯时旗舰厅

童家出了两代建筑师，经历晚清、民国、共和国时期的祖父童寯，是近代造园理论研究的开拓者，他与梁思成、刘敦桢、杨廷宝并称“中国建筑四杰”。孙子童明，是同济大学建筑系的教授、建筑师。他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这一辈建筑师执业之时恰逢中国城市建设的高潮，获得前辈难以想象的机会，也出现了像王澍这样的人物。当他溯及两代建筑师的经历时，这样总结道：我们这一代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是前面似乎都很迷惘，但是突然总能打开一个存活的空间。祖父那一辈是倒过来的，年轻时才华横溢，看起来有各种机会和可能性，但是往后就越走越窄。

挖掘机不会为历史建筑停转

南京白下区文昌巷52号的童寯故居并不好找。1947年的清水混凝土的外墙几乎被淹没在一堆外墙翻新、路面整修的工地之中。近代造园理论研究的开拓者，与梁思成、刘敦桢、杨廷宝并称“中国建筑四杰”的童寯在此生活了将近三十年，在世时，他一定无法想象中国的城市建设会进行得这样如火如荼——门前的道路可以如此频繁地被扒开。

2013年，3月28日是童寯去世30周年的忌日。前一天晚上，童寯80岁的儿子童林夙和妻子在院外的马路上站到晚上八点多，门前道路被开膛剖肚，重新铺设污水管道。挖掘机一开动，修建于1947年的童宅便开始抖动起来。童林夙说，“像三级地震，就怕老房子的地基经不住折腾”。他和妻子唯恐施工单位野蛮施工，站在街上看着，其实也没什么用，挖掘机转起来根本就不会停。

童宅所在的白下区文昌巷一带过去是南京的棚户区，因为经常失火故得名红花地，上世纪80年代，许多单位在此兴建福利房，童宅周边竖起了高楼。1992年，推土机已经开到了童宅门前，东南大学22名教授联名向市长写信，之后不久童宅被定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这成了一轮又一轮拆迁的免死金牌。2002年，童宅成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从此开发商再也没法来找麻烦。

但是，老宅还是会不时受到违章搭建、市政工程的各种骚扰。任何问题都得由童家人向各方申诉。面对无穷的麻烦，他们也曾经考虑捐出去，但是又害怕最终会像很多历史建筑一样被改装成高级会所，所谓的修旧如旧只让房子只剩下一个粗略的外观。童寯的儿媳詹宏英说，我们自己整修是在建筑师、文保专家指导之下进行的，拿着图纸一一比对，连电灯开关、浴室的五金配件都是原来的，浴室的地砖一块一块卸下来再装回去。他们无法确定别人也愿意花费同样的心力去呈现建筑的原貌。童林夙说：“对名人故居的破坏性改造，甚至是直接拆毁的新闻太多，梁思成、林徽因的故居不是说拆就拆么？”现在，童林夙与妻子詹宏英住在这里，更像是守着一段历史。他们有些茫然，不知道将来会怎样，因为他们自己也已经老了。

一个民国建筑师的职业规划：“我选学建筑专业动机，主要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我争取‘自食其力’，靠技术吃饭，尽量不问政治。”

据说童寯小时候唯一做过的调皮事就是往水井里撒了一把土。他的父亲恩格是一个世代务农家族中唯一的读书人，宣统二年中了进士，被皇帝钦点为七品之后不久辛亥革命就来了，于是归了乡，以教育为主业，当过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奉天省教育厅厅长。当然，他最严厉的管教对象还是三个儿子。或许是因为恩格自身命运的那个戏剧化转折，他的儿子之后没有一个与政治沾边，只求以一技傍身。大儿子童寯选择了建筑师为终身职业；二儿子童廕留学日本学了电机，曾任沈阳电力局的总工程师；小儿子童村考上了协和医学院，后来去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留学，参与过首次青霉素实验。

在一个新旧交替时代，以教育为主业的父亲让童寯接受了不少新学，8岁入奉天省蒙养院，这是清末新政的一部分，蒙养院的教习和保姆很多都聘自日本，课程和施教方案也来自日本，童寯便由一位日本侨民女教师带着做模型、剪纸等。

童寯12岁时，奉天大南门里东墙根下的福音堂开出“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作为一个社会教育机构，以“促进大众德、智、体、群全人成长”为目标，年轻人不分教派，可以自由参与，是奉天最活跃的年轻人的活动场所。在奉天省第一中学读书的童寯经常去基督教青年会听科学和艺术的讲座。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童寯开始全力学习英文，订阅上海出版的英文周报，同时开始学习油画和素描。

1921年，恩格去北平出差时了解到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这一年开始接受东北籍考生，于是鼓励童寯前去报考。为了提高英文水平，童寯特意前往天津新学书院进修英文，那一年报考清华的考生有三四百人，童寯名列第三。清华的四年中，他参加了清华的美术社，在那里认识了闻一多、张治中、梁思成等人。

童寯在25岁时来到了费城，选择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系。很多年后，他回忆：“我选学建筑专业动机，主要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我争取‘自食其力’，靠技术吃饭，尽量不问政治。” 宾大建筑系在1918年至1935年期间招收了25名中国留学生，杨廷宝、朱彬、赵深、陈植、梁思成、过元熙都是宾大的毕业生，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建筑界的重要人物。

2012年普利茨克奖得主王澍有一年去宾大找这些前辈的资料，在翻看成绩册时看到很多e，很困惑，e是个很差的分数吗？后来管理档案的人告诉他，e是指exquisite，精湛的，精致的，精美的，高雅的意思。

学生忐忑地摩挲着自己的图纸，童寯拿着6b铅笔边巡视边改图，这是宾大建筑系的“图房”模式在南京工学院的复现。

20年代的宾大建筑系是古典主义学术的大本营，教学体系移植自巴黎美术学院，强调建筑的艺术性以及古典主义形式美。学生最重要的训练是绘图，按照巴黎美术学院的“图房”（atelier）传统模式进行，所有年级的学生在一个大通间上设计课，由老师巡回指导、评图、改图。很多年后，这个场景在南京工学院的教室复现，建筑系的学生忐忑地摩挲着自己的图纸，童寯拿着6b铅笔边巡视边改，既是最严厉的教导，也是四年中最重要的收获。

在上世纪20年代，现代主义在欧洲兴起。接受古典主义训练的童寯从1929年开始研读包豪斯、柯布西耶等人的理论，接受现代建筑思潮的影响。1930年的8月，童寯学成回国，接受了东北大学工学院院长孙国锋的邀请，出任建筑系的教授，比他先期回国的梁思成是建筑系的主任。童寯花了四个月时间绕道欧洲经苏俄回国，这是他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次游历，期间完成了大量的建筑绘画作品。

2012年，童寯的孙子童明花了两年的时间整理出这次游历的日记和绘画作品，出版了《赭石：童寯画纪》一书。他说，祖父与同时代的建筑师不同，不仅关注了欧洲古典建筑，也留意到正在欧洲大陆兴起的现代主义建筑潮流。在东北大学执教期间，为学生开列的书单中，便有柯布西耶的《走向新建筑》等书。在建筑观念上，这一代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建筑学子让中国的建筑学教育与国外实现了同步衔接。

在旅行途中，童寯看到的莫斯科是欧洲灰尘最严重的城市，排水沟也是最肮脏的。在日记中，他这样写道：“俄国人对于变革不假思索。任何事情都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街道名称、博物馆和建筑，如果街道由于某个凸出的建筑而变得弯曲，那么这个凸出建筑就会被拆平，不管它是什么建筑。”童寯写到的1930年的苏俄倒是与后来的中国十分相像。

民国那一辈学者都抢在时局剧烈变动的前夕完成了一生最重要的研究。

童寯回国一年后，“九一八”事变就爆发了，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建筑系毕业生诞生于战争的颠沛流离中。1932年，东北大学建筑系部分高年级的学生流亡到上海，应好友陈植邀请在上海组建华盖事务所的童寯联络建筑界的好友为他们补课，再联络大夏大学授予毕业文凭。

这批学生的日常授课、考试经常就在童寯家中进行，童家的大儿子童诗白曾经撰文回忆当“茶童”事情，父亲上课、监考，他就提着水壶为学生们添茶加水、找纸找笔。他后来去美国念了伊利诺伊大学机电系的博士，成为中国电子学学科和课程建设的主要奠基人。严厉的父亲当年斥责他粗心时，会骂他“你不要再念书了，去当一个懒汉叫花子去吧”。童家三兄弟后来都没有从事建筑专业，而选择了电子专业。据童林夙回忆，父亲不干涉他们的专业选择，而专业兴趣多是受大哥影响，小时候最大的乐趣就是跟着大哥装矿石收音机。

由于中国最早的一批建筑师是宾大建筑系毕业生，所以，巴黎美术学院学派是中国建筑教育界的主流。梁思成创建东北大学建筑系时沿用的是宾大建筑系的教学模式。童明说：“当时中国是没有建筑体系的，这批留学归来的学子想做的事情是要建立一个媲美西方的建筑体系。宾大的教育体系来自巴黎美术学院，主要是通过遵循古典原则来做当今设计，转换到中国就是如何用传统原理来做中国当代的建筑。上世纪30年代，华盖事务所在南京做的外交部办公大楼等就是以此为基础的尝试——如何在现代建筑的基础上体现传统的文化精神。而童寯对于园林的兴趣是由这个背景触发的。”

作为一个北方人，童寯之前很少接触江南的园林，移居上海后，与杨廷宝等好友经常周末去苏州、杭州等地游玩，觉得在中国建筑史上，园林被严重忽视了。后来游玩便成了工作，带着相机等工具做测绘、拍照。传统园林是没有科学化的图纸的，它与西方现代建筑是两种语言，没有横平竖直的概念，是含混、写意的，往往是文人酝酿出意境，工匠再把它呈现出来，既是一种传承，也有紧密合作的关系。园林对童寯来说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是中国文人的情怀和理想空间。从1932年开始，在华盖事务所的繁忙工作之外，童寯用四五年的时间开始了中国园林研究的工作。也在同一时期，梁思成在北方做唐代建筑的调研。他们这一代建筑师都抢在时局剧烈变动的前夕完成了一生最重要的研究。

“他骨子里传统，也有非常西化的一面。面对意识形态上的冲击，对外就不参与什么活动，就是回家看书。”

“昔人绘图……谓之园林，无宁称为山水画。”童寯的《江南园林志》完成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但是直到1962年才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童寯独自一人去了西南，在西南建立华盖事务所的分所。

当童寯在西南的穷乡僻壤中承当大量廉价的公共工程的时候，他在宾大的同学路易?康正在专注于建筑空间和形式的创新。到50年代，路易?康与文丘里形成建筑界知名的费城学派时，童寯甚至被迫放弃了自己一生最重要的爱好——绘画。据家人回忆，新政权建立之后不久的春天，童寯如常去中山陵写生，却被解放军很粗鲁地没收了画具，当时中山陵所在的紫金山被认为是军事重地，在此写生被认为是危害新政权。回来之后，他就不再画画了。童明说：“大概是他的某种敏感性，感觉到时代对于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不存在了。他骨子里传统，也有非常西化的一面。面对意识形态上的冲击，对外就不参与什么活动，就是回家看书。” 他爱猫，经常抱着唤作虎崽的老猫看书，为了猫能自由出入，特意为它在客厅的门中开了一个小门。

1949年，梁思成在清华大学成立营造系，邀请童寯北上。他婉言谢绝了，与杨廷宝、刘敦桢一起留在了南京。两年前，回到南京的童寯自己出资在文昌巷建造了自己的住宅，此时，他与家人经历了八年的分离，安定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弥足珍贵。而且北京离政治太近，对他来说也并不是特别能接受。对于这个选择，老年的童寯曾经回忆道：“如果我在一九二一年没选择清华的话，我就会去唐山交通大学，这样我就会在后来的大地震中惨死。而如果我在一九四九选择了清华的话，我必定会在‘文革’中被整死。”童明说，相对于清华的其他校友，南京工学院的几位老先生在新政权建立之后受到的“清算”不算严重，人家都觉得都是几个傻老头，天天在家看看书，与世无争，大家犯不着去搞他们。

在政权更迭之时，民国的那批建筑师都作出了自己的选择。留德的夏昌世、留日的龙庆忠和陈伯齐去了广州，探索岭南建筑；梁思成、陈占祥去了北京；冯纪忠、黄作燊等人留在上海。而较为年轻的贝聿铭留在了美国，通常他被认为是一个“聪明的人”。

“梁陈方案”被否决之后，梁思成勉为其难地试图维持古都风貌，主张在新建的建筑上加上“大屋顶”。但是如火如荼的民族主义建筑运动没进行多久，有些“大屋顶”才盖了一半，政治风向就变了。领袖一句话：“大屋顶有什么好，道士的帽子与乌龟壳。”梁思成与他的“大屋顶”马上以“反浪费”的名义被猛烈批判。进入权力中心的建筑师也并不如意，而在之后，他们将面对更加严峻的专政工具的折磨。

“他与周围的人们近在咫尺，却又形同路人；他身在空间的中心，心却毫无参与之意。”

童寯收藏着10只瑞士表，每只表都保持在5秒的误差。儿媳詹宏英说，童老每天都会在准点报时对表。晚年的童寯生活也像钟表一样精准，5点起床，收拾一下自己的房间，7点钟吃完早饭，步行两公里到东南大学图书馆看书，中午回家在客厅的躺椅上看书休息，下午继续工作。

童明小时候打地铺睡在祖父房间，有时候五六点钟醒来就看到童寯静默地坐着，像一尊佛像一样。现在回忆起来，童明觉得那个画面有一种窒息感，他觉得祖父在晚年是寂寞，“我很难判断那是不是一种因为环境变化而产生的寂寞。但在旅欧日记中，他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可以看到他非常活跃的那一面。到了晚年，大半生的阅历，那么丰富的内在，没有任何人可以说，大概因为缺乏真正可以交流的人。”童明觉得他内心的很多想法跟他的老友大概也不会谈。在南京的刘敦桢、杨廷宝、童寯三家关系密切，经常在一起吃饭，三家的孩子从小在一块玩。但是，童明说，这都主要是家庭之间的交往。“现在回头看，童寯与他们两人的差异是巨大的。”

1949年之后的童寯过着隐士般的生活，除了南京工学院的教授，没有任何头衔，几乎没有任何社会活动，他的所有生活是在文昌巷52号与南京工学院之间的两公里范围内。当时，刘敦桢是建筑系的系主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院士），杨廷宝是国际建筑师协会的副主席，江苏省的副省长，完全能一种入世的状态。童明说：“这是一种基底上的差别，我想，沟通的状态就不太一样。”虽然童寯近乎是一种“无为”的状态，但看问题很敏感，50年代大鸣大放，他会提醒系里的老师不要随便发言，后来果然因此而逃过一劫。但是，很多事情即便看得很清楚，他也不一定会去做。

1982年，膀胱癌复发的童寯去北京治病，化疗的间隙去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与汪坦、吴良镛、李道增、胡允敬、辜传诲等人拍了一张合照。童寯是他们的老师，或者是老师的老师，建筑史学者赖德霖后来点评：“他与周围的人们近在咫尺，却又形同路人；他身在空间的中心，心却毫无参与之意。” 1983年3月中旬，童寯在病榻上口述了《东南园墅》的结尾，两周后去世。

童寯那一辈人，年轻时才华横溢，看起来有各种机会和可能性，往后却越走越窄。

童明出生于1968年，他原本的专业志愿是数学系。但是家人最终还是让童家这个最小的孩子念了建筑系。“要不爷爷留下来那么多书，就没人去看啦。”童明说那时填建筑专业好像很遭白眼，因为谁都不知道学建筑是干什么的，而且听起来绝对没有数学系那么厉害。进入建筑专业后，周围同学也都是迷惘的。因为建筑学没有标准，这个老师说好，另一个老师会臭骂一顿。大一下半学期，童明的上铺的同学学不下去，转到了土木系，作为一个理科生，他一看到公式就释怀了。童明说当时自己基本是个无知的状态，但是，又觉得自己不能像其他人一样真的那样无知下去，不是因为世家之下的盛名压力，因为那时候根本就不了解祖父，只是因为教他的老师都是看着他长大的，学得太差会觉得很没脸。

在南京工学院，当时比他大五岁的王澍是一个传奇，后来读研究生的时候，两人都拜于东南大学教授齐康门下。1998年，童明与王澍都在同济念博士，当时童明有机会为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做整体设计，他推荐王澍去做图书馆的设计，对业主说，这是他见过的最出色的建筑师。后来的文正学院图书馆就成了王澍的代表作之一。王澍见业主时带的设计图，就是他口袋里一张巴掌大的纸，上门画了个四四方方的盒子。

“每个人都会有时代导致的无奈。”童明现在回过头来想。本科毕业时就想出国留学，但是1989年之后，出国留学一度基本就断掉了。但是，“我们这一代人比上一代、祖父辈好很多，往前走的道路并没有被完全斩断”。童明觉得出生于60年代的人基本算是很幸运的，时代的那些悲剧：“文革”、上山下乡、下岗……都与他们擦身而过了。反而跟上了这个时代开始变好的趋势，刚开始想要学习的时候，就遇上改革开放了，知识和阅读面与父辈都不一样，思想开始活跃了。大学毕业的时候，国家开始建设了，机会多起来，每个阶段都是前面似乎都很迷惘，但是突然总能打开一个广阔的空间。祖父那一辈是倒过来的，年轻时才华横溢，看起来有各种机会和可能性，往后却越走越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