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ljs
✎编辑 | 谭山山
3月29日，也就是今天，是电影《坠落的审判》公映的日子。公映前，《坠落的审判》在3月24日举行的北京大学首映礼上，已经贡献了几个名场面，史称“给金棕榈导演一些‘爹味’震撼”“戴锦华受难日”“最low的审判”，并将大概率入选“2024年网络新词汇”的“男言之瘾”“爹爹不休”“kenken而谈”“上春山dlc”发扬光大。
01
掌声、嘘声和道歉
故事得从导演茹斯汀·特里耶从机场赶到北大参加首映礼讲起。现场主持人、辩论选手陈铭“侃侃而谈”，罗织语言，“喋喋不休”地输出观后感，用佛学拆解“真相”的语义，就像一个人包揽了辩论场上的一辩、二辩、三辩、四辩，惹得台下的学生们大喊：“让导演说话！”而“让女性多表达”和“让女性有表达权”正是《坠落的审判》叙述的核心之一。茹斯汀在金棕榈颁奖礼上讲到，要将凯撒奖献给那些感到被困在自己的选择和孤独中的女性，献给存在得太多或存在得不够多的她们，献给成功的她们，献给失败的她们，最后是献给受到伤害并通过发言解放自己的她们。
绰号“骑士”的北大法语系教授董强对茹斯汀的观感是“比我想象的要年轻得多”。映后交流时，董强解释了“坠落”意象：“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电影是更年长的女导演（拍的）？因为‘坠落’这个意象在法国文学、西方文学里是非常传统的。比如蒙田，从马上坠落，（引发）对自己存在感的探索；诗人亨利·米修，一只脚摔断，会思考存在的方式，身体与社会、个人（的关系）。
戴锦华言简意赅：“从我的角度看，‘坠落’就是跳楼。”现场响起言传意会的掌声。
《坠落的审判》原名《坠楼死亡的剖析》，一句话总结剧情就是，德国女作家随法国丈夫到他的家乡定居，丈夫忽然在三层楼的家里坠落死亡，由于女作家和儿子的证词有混乱和矛盾之处，女作家被怀疑谋杀并被提起公诉。丈夫死亡的真相没有在电影里显现，但更真实的人物内心、家庭矛盾、感情、情绪，如繁复包裹、重见天日的浮尸一般，在审判中一一浮现。
《坠落的审判》北大首映礼上，
导演茹斯汀（左三）与戴锦华教授（右二）、
董强教授（右一）对谈，
陈铭（左一）担任现场主持人。
（图/@电影坠落的审判）
陈铭在现场抛出一个性别问题：“如果按照惯常的刻板印象，有人会认为电影有倒置的初衷，营造出‘女强男弱’的家庭结构。女性好像隐忍、理性、言辞精准，连微笑都这么珍贵。男性看起来感性、炽烈。两位老师感受如何？”从采访角度看，这个问题不是个坏问题。因为电影女主是一个有名、有产出的作家，理性、逻辑强、擅长表达，不为荒谬的指控认罪；而她的丈夫辞去教职，写书中道崩殂，把重心放在家庭内部，表现得非常情绪化，反复控诉妻子阻碍了他的写作，并流露出嫉妒的情绪。董强回答：“第一印象肯定是这样。主角是女作家，男士出现的时间很短，其他形象也是由他人之口道出。确实女的在表达方面、形象方面的饱满度，肯定是倾向女主角的。”戴锦华教授不觉得电影在做“男女”的倒置：“在现实许多家庭中，男性被放在‘传统妻子’的位置上。而千百年来，我们鼓励女人在这样的位置上，做家务，承认事业上不如自己的伴侣，家里人有任何事故，都要陷入深深的负疚和社会的责备中。男性被放到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会发生什么？这是特别让我去思考的。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作为男人、女人、丈夫、妻子，成为在社会中艰难求生的个体？我认为这是女导演的视点，才会把这样的真实，如此准确、隐忍、精致地表达出来。”首映礼上，北大学生代表给导演送上
雪山小屋场景复刻蛋糕。
（图/@电影坠落的审判）
观众对戴锦华表示认同的掌声落下后，董强开麦：“我觉得今天整个气场，我们男的就不行了已经（笑）。我这个人吧，真的不愿意看一部电影上来就进入这种男女的讨论，我不是这么看电影的。i'm sorry to say（掌声）,看电影上来就让我去看里头谁起到了所谓的更重要的作用，像女的是不是忍辱负重什么的，太沉重了。”“它没有靠任何所谓的情节或爽片的东西来引诱你，就靠真实的力量，大家跟着真实往前走，对我来说最感动的是这个，而不是男女谁的地位高什么的，我很少带着这样一种眼光去看电影，对不起。”董强说。“我们男的不行了”，背后可以有很多个意思。也许是不认可女性处境更艰难，也许是认为男性更“忍辱负重”，也许是委屈，也许是没兴趣，也许是自信的反击，又或许是糊涂的确信。或许以上都有点过度解读了，面对戴锦华这样的女性主义学者，很多男性学者总要把“男的也挺行”的骄傲传达出来。掌声再次响起，戴锦华不同意董强对电影中法庭戏份的看法，说出了自己的理解：“庭审现场的人像是（对一个家庭秘辛做）窥视狂感到快乐和满足。“董强回应：“我不知道怎么大家这么狂烈地鼓掌啊，我真没觉得那场戏的人是窥视狂，i'm sorry to say，不要强加。你们应该再看一遍。”戴锦华仍然冷静：“我的想法不值得这么反驳，可以不用浪费时间。”董强说：“i'm sorry ，i'm sorry！如果你们这么看电影，我很失望。电影就应该用各种角度、各自的经验去看。但是我觉得小孩的角色是最成功的。为什么我不看男的还是女的占主导，就是因为核心在小孩身上，尤其两个人都在试图保护小孩，但没有保护成，最后真正保护小孩的是（小孩）自己。社会以法庭的模式去审判坠落，小孩以自己的方式去审判。”看过电影的观众，会明白董强提出的这个视角是确乎存在的。而台下的学生对他的“失望”感到费解，“那你为什么让我们必须按照你的去理解？”学生们觉得，“陈铭让人不满的并不是缺乏‘我不是这场访谈的主角’的意识，而是他最后仍以为，现场的各种声音是对他的性别不满，说出‘可能台上的主持人和嘉宾发言让您不悦，在此深表歉意；但如果仅仅是因为我们的性别让您感到不悦，我们也要深表歉意，这确实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陈铭对担任现场翻译的电影学者缴蕊（左一）
那句“加油”也令人颇有微词。
（图/@电影坠落的审判）
02
一种互文
看完首映礼，很多人捕捉到了熟悉的“爹味”——引经据典、举手投足、彰显自己的水平、再教你们学点东西；但我觉得现场的爹味属于浓度不高的“浅浅爹味”，因为呛人的、暴戾的、不可一世的、没文化还爱教你做人的“爹味”在以往入侵得过多、过频。比如会背几句曾国藩语录却从没看过其著作的“国学狂粉”，从短视频上学了两段巴菲特忠告的“理财大师”，在百度百科上拿白落梅的虚构和大冰的融梗当人生哲学的中年人，还有那些在家族群里学习量子养生学的父老、在工作群里发放成功学资料的领导，以及 “我教教你怎么采访写报道”的男作家——无论他们生活得如何一败涂地，面对你总是趾高气昂地像个将军。“小爹怡情，大爹伤身”，这次首映礼呈现的“爹味”，还算温和。何况，有些“爹而不自知”，有些“完全无意图无意识”，有些“爹味”则需要进一步拆分。“爹味”到底是一种方式，还是一种内容？是一种智力上的优势，还是一种心理上的弱势？是一种权力欲望，还是一种担心失去掌控的诚惶诚恐？是一种闲情逸致，还是一种上纲上线？是一种对特定人群、性别、年龄所发动的技能攻击，还是一种公平、公正、随地大小爹、逢人便爹的平权运动？在人群中，有从未散发过爹味的人吗？人在一生中，能避免“爹”到别人吗？能躲避别人的爹味吗？《新周刊》总570期讨论了
“爹味”“妈味”和“人味”。
这次首映礼的访谈中，其实出现了不少有价值的问题。比如陈铭提出，电影中小男孩丹尼尔每次陈述父亲的话时，都没有出现父亲的声音，这是真实的对话，还是男孩编造出来的记忆？导演没有用一句话去切出泾渭分明的界限：“这要么是记忆，要么是真实，我们的重点就是要这个事情不清晰、不明确。最重要的是，在这个瞬间，丹尼尔长大了，他进入了成人的世界，他要用自己的语言去行动，左右事情的发展。”
在首映礼上，掌声、嘘声、道歉有时互不理解，社交媒体上的后续讨论也充斥着这样的声音：“为什么这句话让人反应那么剧烈？”“为什么你对那句话没有感觉？”“为什么如此理智冷静？”“为什么如此情感充沛？”这和《坠落的审判》里的反差太像了。电影中的女作家桑德拉，强势又充满力量，不是一个完全弱势的受害者，而丈夫在很多时候难以和她共通。
当丈夫控告她出门工作，对儿子丹尼尔辅导时间少，剽窃自己的点子写成书导致自己放弃写作，给全家人强加很多生活方式等“恶行”时，桑德拉反击道：“你应该觉得荣幸，我的书受到了你的启发。这就是人生，一切都在循环往复。老实说，我希望你什么时候也能剽窃我一下找找灵感。”“作家不会因为有儿子或者有家务事就停止写作。”“你要怪就怪你自己！你被你自己那些该死的标准和对失败的恐惧吓坏了！”
有观众因为桑德拉在很多事情上“绝不认罪”的强硬态度和镇静，在观影时倾向于视其“有罪”。真实的情况却是，越是充满了强大力量的人，越会受到强烈的审判。在这种审判之下，她的伤痛并不会比看起来弱小、慌乱、乖巧、顺从的人更少。茹斯汀觉得，爱情关系里最重要的是坦率和真实。在接受《纽约客》采访时，茹斯汀说，她和伴侣都拍电影——跟桑德拉夫妇一样，是同行——每个人都有自我，但是事情发生时，必须告诉彼此真相，“我讨厌他对我撒谎”。电影中的桑德拉尊重丈夫，所以不对他说谎，包括告诉他关于写作、育儿的真实想法。令茹斯汀感到安慰的是，很多女性看到桑德拉和丈夫的争吵打架情节后，更加共情桑德拉，“我本来以为她们会不喜欢她”。谈论一个话题，需要经验、兴趣、能力和共情。深受冒犯、剥削和伤害的，有繁多经验的，有表达自己的权利。当这样的人能表达时，可以诉说的体验会更多，迸发的情感厚度也更浓重。另一些人回避话题，可能也是出于这些原因。当北大首映礼上董强被批评“卖弄学识”，陈铭被批评“过度表达”，戴锦华被指出“谈论性别问题”时，实际上，所有人都被攻击了。人们无法假装知道未知的，也无法假装不知道已知的。我们往往无法要求有知识体系、切身体验的人假装没有这一切，也无法要求没有知识体系、切身体验的人，突然有了这一切——即便骤然拥有，也大概率只是将其作为”社交货币“和”时尚单品“。《坠落的审判》北大首映礼和《坠落的审判》本身像一组互文，茹斯汀在现场分享时说，这部电影最重要的就是思考如何共同生活，“可能是男人和女人如何一起生活，可能是家庭如何一起生活，如何把这个故事重新讲出来……因为它不是自然而然就存在的，电影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去拷问这种‘共同生活的方式和意义’”。她说，不要被动地、全盘接受社会的“惯常”，而是思考和拷问，重新定义自己对生活的态度，组织自己生活的结构。
《坠落的审判》在每个国家放映的遭遇都不一样。美国观众认为女主有罪，法国观众认为女主无罪。这或许是茹斯汀乐见其成的，在撰写剧本之初，她就希望桑德拉是个复杂人物，像电影《控方证人》中的玛琳·黛德丽一样。桑德拉的扮演者桑德拉·惠勒甚至不知道片中的丈夫到底是不是“她”杀的，“我意识到这并不是这部电影真正要表达的内容，所以我就放弃了这个问题”。茹斯汀的回答，聚焦在如何更好地活下去，而非黑白分明，厚此薄彼。“真相是观众关注的问题，不是电影、法庭最重要的事情。每个人都在创造自己的故事、叙事、回忆，在创造中，不断接近真相，不仅是案件的真相，也是夫妻关系的真相。女主的律师说：‘我在这里不是为了得到真相，而是为了帮你赢得诉讼。真相对孩子是最重要的，因为他要思考，在不完整的家庭里，将如何生活下去。’”这个答案，适用于很多问题，包括已经出现的、未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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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ljs
编辑丨谭山山
校对丨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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