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 道德君子还是无良文人？-尊龙凯时旗舰厅

“听语文老师说白居易人品很差，到底是如何个差法？”在知乎网上，有一个用户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有人在下面回答道：“应该是看了舒芜的这一篇文：《伟大诗人不伟大的一面》。指白诗人有虐待女性成性的行为。”

虐待女性，还成性？这也太劲爆了。事情需要追溯到1997年前后。

1996年8月3日，《文汇读书周报》刊登了出版人钟叔河的《忆妓与忆民》一文。文中写到，白居易七十岁之年，本打算将家妓樊素（就是他写的诗句“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中那个樊素，杨柳则是另一个家妓）和家养的一匹良马转让给别人，但此妓此马都不肯离去，于是他写了《不能忘情吟》——“吾疾虽作，年虽颓，幸未及项籍之将死。何必一日之内，弃骓兮而别虞兮。”钟叔河对此表示不齿：“七老八十的人，尽可以搞他的黄昏恋，但若凭致仕尚书的权势，或凭二千石的财势，或凭大诗人的声势，像畜犬马一样畜着此‘年二十余’（《不能忘情吟》诗序自云）的靓女，让她们提供性服务，‘既老，又病风’，则可以转让给别人，‘幸未及项籍之将死’，又可以继续给自己，这种诗的本事虽真，总难说是美，也难说是善吧。”

文学评论家舒芜则在钟叔河文章发表10天后，即1996年8月13日，写就《伟大诗人不伟大的一面》这篇应援之作。后该文在《读书》杂志1997年第三期发表。钟叔河说得已经很不客气，由此引发了关于白居易再评价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影响深远，直至今天，在网络上还能看到类似于“白居易的另一面：好色无良文人”的说法。

“他对得起自己当年那些为女性代言的诗篇吗？”

舒芜对白居易的炮轰，主要依据是白居易67岁时写的这首《追欢偶记》：

追欢逐乐少闲时，补帖平生得事迟。

何处花开曾后看？谁家酒熟不先知？

石楼月下吹芦管，金谷风前舞柳枝。

十听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

乐天一过难知分，犹自咨嗟两鬓丝。

只是，不知为何，舒芜在引用时，“十听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变成了“十载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并这样解读之：“家里养的家妓，每过三几年，我就嫌她们老了丑了，又换一批年轻的进来，十年间换了三次了。”因此，舒芜把这两句称为“老流氓之句”。

“我没有忘记，这是作《上阳白发人》《陵园妾》《井底引银瓶》《琵琶行》等诗的同一诗人，因此更觉得可恶。当年他同情‘入时十六今六十’的上阳白发人，同情‘老大嫁作商人妇’的浔阳江头琵琶女，现在他买了一批十五六岁的女孩来当家妓，才三几年，人家也才十八九岁，就嫌人家老了丑了，当废品处理掉，再买进一批新鲜货色，一而再，再而三，还公然写进诗句，公然以此自炫，别的不说，他对得起自己当年那些为女性代言的诗篇吗？”舒芜写道。

蓄养家妓，是白居易被视为“好色无良文人”的主要表现之一。钟叔河在《众说钟叔河》一书里说：“宋蓉塘评香山诗，谓其‘忆妓多于忆民’……宋氏的话，对香山居士明显怀有贬意，对于只读过《卖炭翁》，还有总想从《长恨歌》中找人民性的人来说，恐怕不易认同。但若将白氏全部诗作2812首分类统计，则不能不承认‘忆妓多于忆民’确是事实……”

豆瓣用户“子岳”经考证认为，“忆妓多于忆民”一语，应源自袁枚的《随园诗话》：“宋蓉塘诗话讥白太传在杭州忆妓诗多于忆民诗，此苛论也，亦腐论也。”和袁枚一样，清人梁绍壬、杨深秀也认为此说是腐论，杨深秀更在《雪虚声堂诗钞》里为白居易翻案：“鄙论从来出腐儒，颇嫌白傅负姑苏。怀民忆妓衡多寡，曾见香山乐府无。”

但这阻挡不住对白居易“才子风流”的想象。清人王韬为《艳史丛钞》作序，就用白居易、杜牧做例子：“昔白香山离杭郡，忆妓多于忆民；杜樊川在扬州，寻春胜于寻友。”郭沫若则认为“忆妓多于忆民”一说“虽苛而未必腐”，理由是：“白居易与元稹，早年创为新乐府，本有代民立言之意。其后同遭挫折，白遯于隐逸，元逃于闺情，无复当年锐气。”郭的意思是，早年的有志青年，到了晚年却堕落了，俗。

“满腔迁谪之感，借商妇以发之，有同病相怜之意焉。”

除了蓄养家妓，与无背景的湘灵同居却娶了同僚杨氏女、挖元稹墙脚勾引薛涛、写诗使关盼盼走上绝路（薛、关皆为名妓）等，都是白居易被指“无良”的“罪状”。就连著名的《琵琶行》，都有人从中解读出白居易的“无良”：作为时年44岁的已婚男子，他半夜登上邻船，让女子弹曲给自己听，这难道不过分？之前白居易自京城贬谪浔阳，宿于鄂州之时，也干过这么一回：当时他坐夜船路过鹦鹉洲，听到邻船有人“歌罢继以泣”，“寻声见其人，有妇颜如雪。独倚帆樯立，娉婷十七八。夜泪似真珠，双双堕明月”（《夜闻歌者》）。“你老白怎么老遇见独处的少妇呢？还都是一个套路：‘姑娘，你的琴声听起来很忧伤啊。’”知乎用户“豆子”写道。

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对《琵琶行》故事的真实性表示质疑：“……唐世法网，虽于此为宽，然乐天尝居禁密，且谪官未久，必不肯乘夜入独处妇人船中，相从饮酒，至于极弹丝之乐，中夕方去，岂不虞商人者他日议其后乎？”

洪迈以情理而论，认为白居易不会做出此等瓜田李下之事。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丁启阵则从三个方面力证白居易并无不当行为：其一，据清人田雯所说，《琵琶行》“从杜子美《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得来。‘临颍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扬扬。与余问答既有以，感时抚事增惋伤。’杜以四语，白成数行，所谓演法也”。既然灵感来自前人诗歌，故事情节也可能仿效前人诗歌，不必全是亲身经历。其二，白居易写这首诗，重点在于抒情，是为自身的境遇而作。正如乾隆帝所说：“满腔迁谪之感，借商妇以发之，有同病相怜之意焉。”其三，类似作品如《夜闻歌者》中，白居易与萍水相逢的女子并无亲密接触之举，这才符合唐代社会的一般情形。

元代杂剧家马致远则将《琵琶行》演绎为杂剧《江州司马青衫泪》：琵琶女名为裴兴奴，本为教坊司官妓，与白居易在长安相识、相知。后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浮梁茶商刘一郎趁虚而入，假造白居易身亡消息，裴兴奴无奈嫁给茶商。白居易在浔阳送别元稹时，巧遇随茶商南下的兴奴，二人破镜重圆，并经元稹周旋，在皇帝的支持下，裴兴奴归于白氏。

这当然不是真事，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观念：文人狎妓，那叫风流而不是下流。清人佟法海凭吊琵琶亭时写下“司马青衫何必湿，留将泪眼哭苍生”，就被袁枚斥责为“煞风景语”。

前后不一的女性观让白居易的人设崩塌？

周作人在写于1944年的论述自己思想渊源的《我的杂学》中说，一个男子“若能知哀妇人而为之代言，则已得圣王之心传，其贤当不下周公矣”。他将对女性命运的同情，提高到“圣王”的境界。他还曾说：“鄙人读中国男子所为文，欲知其见识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对佛法及女人如何说法，即已了无遁形矣。”

舒芜一向自诩为周作人女性观的后继者，在他看来，晚年的白居易在周作人首创的这一测试法面前，“远远没有及格”。“人当少壮之年，观人论事，往往比较能衡以公心，明是非，别善恶，有同情，有理解。及至暮年，精力日衰，私欲日深，既得利益日多，而来日无多，这就往往丢掉是非善恶，只顾自己，不复关心他人的苦乐，不再考虑他人的意见。这不一定是普遍规律，但乃是不罕见的情形，特别是在两性问题上，在男权制度下男子对女性的看法和态度上，最容易表现出来。此时，妇女观的老化朽化腐化恶化，实乃整个人生观趋于老朽腐恶之表征。”

早年的白居易，对女性的同情和关注，超过前代任何一位诗人。他写过 “天上取样人间织”“扎扎千声不盈尺”的纺织女（《缭绫》），写过“乱蓬为鬓布为巾，晓踏寒山自负薪”的卖柴女（《代卖薪女赠诸妓》），并为女性的悲苦命运发出不平之鸣——“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太行路》）。元和初年，他还曾呈上《请拣放后宫内人状》，指出“上则虚给衣食，有供亿糜费之烦；下则离隔亲族，有幽闭怨旷之苦”。

到了晚年，或者是出于政治上明哲保身的考虑，或者是手头宽裕有了享乐的基础，白居易和其他人一样，过起了“左顾短红袖，右命小青娥”（《小庭亦有月》）的富翁生活。826年，也就是白居易54岁复出为苏州刺史的时候，他的诗中开始有蓄家妓的记载。比如《小庭亦有月》所写：“菱角报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他自注“菱、谷、紫、红皆小臧获名也”，臧获即奴婢。

本来这也无可厚非，但联想到他曾积极为女性代言，会让人觉得前后不统一，人设崩塌。舒芜看到白居易这些诗句，就“实在忍不住愤怒”，所以舒芜赞同钟叔河的论断——“白乐天自不妨其为伟大诗人，但也要看到伟大的亦自有不伟大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