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阶层丑男报告之知识界：白天是教授，晚上是叫兽-尊龙凯时旗舰厅

知识界长期以来都有一种审丑化，比如，一个人在图书馆翻资料翻到口臭这种事，就不要作为勤勉的标杆拿出来说了，那不过是求知路上的槽点。知识分子的肥肚也是一种不节制的象征，穿上抹胸裤只意味着你跟官员气质趋近——这是知识分子品性的倒退。中年之后，你便不能再怪父母，而要自己为外貌负责了。当肉体不可避免地松弛懈怠时，用内在来控住自己的容颜也是修为的一种。

莫言获诺贝尔奖的时候，大家最关心的，除了他讲什么，就是他会穿什么。但是，即便如此，外貌衣装协会还是不能理直气壮，你凭什么要求搞学术的人穿得像时尚圈的，脸是爹妈给的，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去整容抽脂好符合那个肤浅的外在美。电影《小时代》火爆上映时，作家王安忆表示，她对中国年轻人如此热衷消费文化感到难以理解。对她们这代人来说，穿什么衣服、拎什么包，这么简单幼稚的事，有什么好追捧的呢？对于衣着、外貌的评判似乎是一个复杂的代际问题。王安忆每次现身大众媒体都穿得那么难看，并不妨碍她写出很棒的小说。如今活跃于一线的教授、知识分子很多都是下过乡、插过队，从稻田里爬上来的，三十年前还在穿假领子，三十年后让他对三件套西装有深入研究，当然是困难的。

民国先生之所以风度翩翩，大致也是靠那几张有限的相馆照片，好歹是收拾过上的镜，翩翩的概率必然会高一些。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一条棉裤穿一个冬天，还一口黑黑的坏牙，但是在版画上身高1米61的鲁迅先生也可以显得很伟岸。

作为同性，“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臧克家语）的梁实秋对于男人的某些劣行有入木三分的体察，也更有要求。比如“有些男人，西装裤尽管挺直，他的耳后脖根，土壤肥沃，常常宜于种麦”。在邋遢、肮脏背后是品性，这一切则皆因为“懒”，“什么事他都嫌麻烦，除了指使别人替他做的事之外，他像残废人一样，对于什么事都愿坐享其成，而名之曰‘室家之乐’。他提前养老，至少提前三二十年。” 男人不仅懒，而且“男人多半自私。他的人生观中有一基本认识，即宇宙一切均是为了他的舒适而安排下来的。除了在做事赚钱的时候不得不忍气吞声的向人奴膝婢颜外，他总是要做出一副老爷相。”

所以，那些恶形恶状分明都是有深刻内在原因的。

点开什么“厦大教授‘诱奸’女学生”之类的社会新闻，看到的教授正装照又是不出所料地一副没救的中年人的样子：松弛浮肿的脸，木然的神情，t恤扎进裤腰里，那腰身早就消失多年，只见一个虚浮的肚子。光看这外貌，再联想到女学生的举报，你就只能在脑海中浮现“权色交易”一词。这当然只是审美角度产生的判断，是直接的感官反应。这也是相关资讯长期洗脑的后果，教授与女学生不再是师生之谊，而是充满各种暧昧联想。所以，教授被称为“叫兽”。伪基百科对于“叫兽”行为有过描述：“叫兽”是只出没于大学之内的生物，而且对于可爱的女大学生特别感兴趣，据说有时会在四下无人时以推倒可爱的女大学生为乐。但在众人面前则会表现出伪学术伪持平的伪面目。

大学的“行政化”让教授都充满了官员气质。他们在审美趣味上，与那些权力核心的一把手十分趋近。他们外貌、气质不是没有规范，而是很有规范，中庸持重、不喜形于色，那是能混迹官场的本事。他们传达的美学标准又是如此的乏味，他们只是想要那些年轻而易于掌控的女人。当然，也有偶尔失控的时候，那就是女学生开始反腐了。

在这个信息高速流通的时代，知识分子的确也承受了在其他时代都没有的外貌压力。任何一刻的不修边幅都会被放大传播，传说某知名女知识分子出门倒个垃圾都会穿得像去奥斯卡领奖，这倒是一种十分专业的应对。总好过那些上镜的专家教授，油汪汪一张大脸对着镜头，鼻毛大喇喇地拖在外面，这真是虐待高清时代的观众。衣着气质不是学问，大众可以搀和进来随便评论，而被最快速传播的信息多半是那些负面的。在复旦大学2014届新闻系本科毕业生的红毯秀上，学生个个礼服加身，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穿着短袖衬衫，差点就成了衣着随便的代言人。了解陈思和教授的人都跑出来为他叫屈，陈教授在复旦可是著名的衣着讲究人士。同事严锋在微博中回应说，陈思和教授的衣服那可都是价钱不菲的。

最容易博得好感的该是扫地僧的风格。像中科院李小文院士那样，留着胡子，一袭黑衣，足蹬布鞋，连袜子都没有穿，像个老农一样坐在中科院大学的讲坛上念自己的稿子。他不讲究穿，但是随意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当然，重要的是这种随意之间没有一丝中年男的猥琐，倒是有一种傲视群雄之感，坚决不要那一套虚浮的时尚圣经着装品位——要炼成也非一日之功，搞不好很容易邯郸学步。一个沉默、不起眼的角色，却有着惊人天分和盖世神功，公众还是期待这样的反转剧情。就像人们津津乐道的那些美国大学教授，粗花呢外套，开着破车，某天突然就拿了诺贝尔奖。

李舒眼里的学界男

治学当有君子之德

李舒 媒体人，现供职于《悦食epicure》，著有新书《山河小岁月——著名文人的民国生活手册》

民国时期，学界男性对外表并不太讲究。最应该统领学界时尚的胡适从国外回来后，也曾经有过奇装异服的打扮。1921年夏天，胡适去上海考察，茅盾见到的胡适，是绸长衫、西式裤、黑丝袜和黄皮鞋。茅盾回忆说：“当时我确实没有见过这样中西合璧的打扮。我想：这倒象征了胡适之为人。七八年以后，十里洋场的阔少爷也很多这样打扮的，是不是从胡适学来，那可不得而知。”后来，胡适有段时间总穿西装，连皮鞋都是定制的，反而被人笑话。后来他担任了北大校长，很长时间只敢穿大褂。便习惯性穿着蓝布大褂，冬天罩在皮袍子外面，春秋罩在夹袍外面。夏天除了偶尔穿夏布杭纺大褂外，一般也是一件蓝布大褂。有一年冬天中文系开会，散会后胡适和杨振声一起走出来，杨穿着獭皮领礼服呢的中式大衣，戴着一顶獭皮土耳其式的帽子，嘴里含着烟斗，走在最前面；胡适则穿着蓝布大褂和棉袍走在后面，还替杨夹着皮包，别人都把胡适当成杨的跟班。

而今天已经升级成为“民国第一暖男”的金岳霖，在当时也是不修边幅的典范。他搬到北京的当日，“簇着一头乱发，板着一张五天不洗的丑脸，穿着比俄国叫化子更褴褛的洋装”（徐志摩的形容），全然不是之后“太太客厅”里西装革履含情脉脉看着女主人的深情男子。当时一些国外留学回来的文人会比较讲究外表，比如邵洵美、徐志摩。民国时代知识分子文艺圈的男人，包括朱自清、周作人、胡适、齐白石，追求个小清新也实在很正常，最经典的形象是，他们都会配副小圆眼镜。

跟我们印象中的不一样，鲁迅不是一个不讲究外在的古板文人。他还曾给过萧红关于搭配衣服的建议，算得上是萧红的“时尚导师”。一次，萧红去鲁迅家里做客，许广平用桃红色的红头绳帮萧红扎了两个俏皮的小辫子，鲁迅见了不悦：这样打扮不伦不类的，还是换个装束吧。

不过，在当时社会，评价一位男性学者有没有魅力，基本上还是看他的学术成就高低。不可否认的是，那个时代，社会给于知识分子的大环境相对宽松，民国学者的收入远远比现在高。吴宓教授在昆明时的工资可以天天下馆子；鲁迅的稿费可以负担家里七八个人的开销，甚至还能够在北京买四合院；郁达夫闷在旅馆里写写情色小说，居然也能在杭州买块地盖房子。另一方面，在那个战乱频仍和时局动荡的年代里，学者们仍然努力不中断自己的学术研究，在蒙自时的闻一多，躲在临时入住的小楼里读书，迟迟不下楼；梁思成在李庄，一边当掉自己的手表给妻子林徽因补充营养，一边带领着营造社学员考察古镇民居；沈从文在昆明时，便开始了自己的文物研究，在休息日去当地赶集，研究当地的漆盒……而他们对自我的期许和要求也是在学术领域有个人独到的见解和成就。

就学术成就而言，民国显然要比今天出了更多的大师，当时一些大学者在各自学术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跟国外的学术几乎是同步的，不会像今天我们跟国外的差距这么大。民国学者的收入远比现在高，但到了抗日战争和内战时期，时局动荡，多数学者生活清贫，也正是因为物质条件如此艰苦，我们才更是觉得他们的精神财富之可贵。

今天，校园内的学术腐败现象严重，这样的事情，民国确实要少很多。但追究其原因，我觉得还在于大学的体制。民国时期的中国大学教育管理制度与国外类似，当时大学管理实行的是教授治校制，校长的主要职能是筹集资源、礼聘教授，而教师的研究方向、升级、晋升等基本由教授会决定，然后由校长等行政管理人员具体实施。这一时期的大学校长，仅仅是大学校长，其担任校长后，学术不再发展，但是并不妨碍其成为一个受尊重的校长。如北大的蔡元培、清华的梅贻琦，学术并不见得怎样，但他们的人格力量及其对学校发展的贡献，影响了一大批学者。

民国大师们的内在道德规范要比今天更高一些，自律性更强，他们耻于抄袭这件事，很少看到有抄袭的现象。私生活也是，他们会更加看重所谓君子的品德。比如说胡适，虽然妻子没有文化，但他还是选择相守到老，正所谓糟糠之妻不可弃。

今天，人们对学者文人的评价标准也有所改变，因为整个社会对男性魅力的评价标准不一样了。就拿当时公认有魅力的徐志摩来说，长得帅，留过洋，学识渊博，写得一手好诗。但如果徐志摩活在今天，也许姑娘们都不会觉得他是合适的人选，因为他那么花心，诗人在现在并不算是体面的职业。没有人会觉得他有魅力，反而会觉得他不靠谱，要知道，他后来经济上是很窘迫的。再比如沈从文，那时候能够成为“吃到天鹅肉的老蛤蟆”，成功追到九如巷的张兆和，凭借的是一颗真心和一笔好情书。胡适为他去说媒，认为他特别有才华，请他去做教授，还做媒人将他介绍给张兆和。但这样的事情在今天一定是小概率的。人们会首先说他是乡下来的，然后没有学历，长得也不够高不够帅，职业还是个写小说的。

很多人说今天的中国男性不够有自信，但其实这跟中国传统文化所崇尚的含蓄文化有关。沈从文就不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但是我还是很欣赏他，他脆弱、敏感，但他的那些作品实在太美了。

我曾经见过1933年左右的三好学生奖状，在这张奖状的评语栏里，校方给出的“三好标准”是“最守秩序、最诚实、品学兼优”。可见诚信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一项可贵美德，所谓一诺千金。中国男性向来很喜欢承诺，但一诺千金的男人太少。

有一个故事始终让我为之动容，1958年，成为“历史反革命”的邵洵美告诉因胡风案入狱的贾植芳：“贾兄，你比我年轻，你还可能出去，我不行了，等不到出去了。”他郑重交代贾，将来出来的话，有机会要为他写篇文章，帮他澄清两件事就死而瞑目了。第一，1933年英国作家萧伯纳来上海，是以中国笔会的名义邀请的。邵洵美是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的秘书，萧伯纳不吃荤，吃素，他就在南京路上的“功德林”摆了一桌素菜，花了46块银圆，是邵洵美自己出的钱。因为世界笔会只是个名义，并没有经费。但是后来，大小报纸报道，说萧伯纳来上海，吃饭的有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林语堂……就是没有写他。他说，“你得帮我补写声明一下。还有一个事，就是鲁迅先生听信谣言，说我有钱，我的文章都不是我写的，像清朝花钱买官一样‘捐班’，是我雇人写的。我的文章虽然写得不好，但不是叫人代写的，是我自己写的。”贾先生一直记得这件事，1989年，特别写了篇文章，登在《上海滩》杂志上，算是践约。

（口述/李舒 整理/钟瑜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