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的边上
好久没来澳门了。两年了。两年前来,同行者之一是诗人郑愁予,两年后再来,同行者亦是郑先生,尚有阎连科和许知远,以及台湾作家焦桐。目的亦跟两年前相同,是跟澳门文学界朋友交流畅谈,亦即,为了“饭醉”。
然而于饭醉之余也游览参观。此番去了俗称“西洋坟场”的白鸽巢基督教坟场,那是有三百年历史的宗教墓地,葬着无数为了不同理由从西方远道而来的传教士、航海家、冒险者、生意人……都是死在异乡的离散灵魂,远至18世纪中叶,近至20世纪初,许多墓碑仍完整立着躺着,在这热闹滚滚的濠江赌城,构成了一幅被常人忽略的肃穆景观。
我们主要前来凭吊马礼逊墓。马礼逊,跟马克思和我同姓却非我们的同宗,原名是robert morrison,1782 年出生于苏格兰,20岁出头即到远东传教,才活了52年,但活得充实,用宗教形容词来说便是“圣光充满”——创学校、办报纸、译圣经、编字典,所有能做的传教功德都做了,其妻去世后,他把她葬在这片墓园;他于 1834 年病逝广州,但亦移葬于此,甚至他的两个儿子亦在此长眠。一家子跟他们所热爱的南方土地,不离不弃。
站在马礼逊墓前,诗人难免感触良多,对后生晚辈如我娓娓细说传教历史的非凡意义。内容我其实都知道了,但听诗人说话犹如听其诵诗,是趣味,不忍打断,一直听下去,听他讲完20分钟,如重温旧课,感恩于师长的谆谆指导。但我又总是那么鲁莽粗疏,突然心血来潮,对郑愁予逞强道:郑老师啊,我记得你在40多年前写过一首诗,里面有几个句子我至今仍能背诵,“三十未死,四十有何话说? 斑驳如一匹背负诗囊的唐马”,动人极了。
78岁的郑先生听了,微笑点头,说没想到我还会记得,并道:“那时候年轻,对于时间流逝特别有感想,对于死亡离别,也特别有感觉,到了现在……”然而他把话说到嘴边,忽然停住,仿佛有了某种阴沉联想,说不下去也不愿再说下去。我大概能够猜到他脑海想的跟何有关并因何沉默,于是,我也沉默,走在他身边,陪他一起离开墓园。在某些场合,于某些情景,死亡终究并非合宜的话题。
离开墓园,返回市区,赌城之繁荣热闹把刚才的苍凉气氛一扫而空。行经路边书报摊,瞄见好几份八卦周刊的封面主题都跟“驹哥出狱”有关,我忍不住对同行的文坛前辈们说说驹哥的故事。
那是整整14年前的江湖传奇。那岁月的澳门街头,黑帮疯狂火并厮杀,烧车、互斫、丢掷燃烧弹、用ak47横扫酒店大堂,所有类似电影情节的恐怖场面皆出现于现实生活。据说这一切都跟一位叫做“驹哥”的江湖大佬有关,而他不仅没有否认,更嚣张地表白身份,公然接受西洋杂志和香港电视台访问,甚至自资拍戏,高价请来任达华演绎他的江湖故事。他后来被判重刑,关键理由正是过于高调,让澳门政府感到没面子,下令把神通广大的他拘捕,一关14年,直到今年年底始将出狱。如果有《世说新语》的21世纪版本,这则盛极而衰的江湖故事应被题为“得意忘形,自取灭亡”。
驹哥的故事,文坛前辈们听得津津有味,但我一边述说一边忽发奇想。或许驹哥当初受到杜琪峰、吴宇森的电影蛊惑太深了,自以为既然做了江湖大佬,可以有多嚣张便应有多嚣张,世界秩序全由黑帮控制,银幕上的英雄人物如何厮杀,现实中的他便也应如何杀戮,因此,驹哥后来坐了牢,应该考虑发律师信向杜琪峰和吴宇森索取“赔偿”,控告他们“精神误导”和“不良洗脑”。如果当初不是看了他们的电影,便不会有后来的悲哀下场,导演们其实是“共犯”,故需负上连带责任。
愈想愈好玩,禁不住哈一声笑出来,前辈们不知道我在笑些什么,我也懒得说了。这个晴朗午后,从哀伤新诗到血腥江湖,我都强烈感受过,死生事大,我像活了好几回,此乃故事想象的感染威力。所有对文字稍为善感的人,必都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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