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夏2》结束了，乐队又要回家打工了-尊龙凯时旗舰厅

《乐队的夏天》第二季，终于在瑟瑟的秋风中结束了。

重塑雕像的权利用一首严谨精致的“圣歌”重塑了乐队的“唱诗班”，五条人也用一个最浪漫的醉酒仪式致敬了舞台，留下了一个躁动又悠长的夏日回忆。

穿最闪的皮裤，甩最朋克的头，摇最酷炫的吉他，在舞台的每一个角落爬过滚过碾过，声泪俱下地演唱每个人正在失去或已经失去的青春——

玩乐队这个事情真的特别酷，除了在下台后面对自己钱包的时候。

在中国，玩音乐的大部分都是穷人，即便最开始不是，玩久了都会是。

根据中国传媒大学的《2019中国音乐人生存状况报告》，中国的全职音乐人占比仅有一成，大多数人为了养家糊口都有兼职，以免理想和面包两边都空荡荡。

而在收入方面，近半数音乐人月收入不足两千元，月收入能达到1万元以上的只有9.3%。

前阵子，曾凭《煎熬》一曲成名的铁肺天后李佳薇，因被拍到在地产公司上班上了热搜，但其实新裤子的彭磊，在早年也曾为了省下中介费，西装革履地去应聘房产中介。

刺猬乐队的三名成员也各有工作，主唱兼吉他手赵子健本身就是一名程序员，后来在摇滚圈扬名后，依然有粉丝在微博下面请教他关于程序员面试的日常。

深圳独立音乐厂牌public的主理人fatway，曾跟过非常多的乐队live现场。他告诉记者，他就曾见过穿着商务装来现场演出的乐手。

“他做金融业务，刚跑完一个小单子，西装革履地演出完了，就一边卖签名周边，给乐迷介绍细则，一边用三台手机同时在和客户沟通合同。那乐手还是玩的重金属，画面看上去别有一番风味。”

可见，没有铁饭碗的音乐人，他们比一般人更渴望做斜杠青年。演出邀请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上门来，若不默默经营一点固定的副业，生活真的捉襟见肘。

在外国成熟的音乐市场，演出是音乐人收入的主要途径。但在中国，即便把餐馆酒吧、live house、大型音乐节三种不同规模的演出场所都算上，也仅有三成音乐人有过演出经历。

再者，在大多数时候，乐队的演出都是很廉价的。即便是五条人，在2010年巡演时，他们在成都只卖出四张票，重庆也只卖出了六七张，巡演结束后一算，每人只挣了80块钱，一顿酒的功夫就清零了，又只能勒紧裤头过日子。

public的调音师rocky也回忆到，2017年时，康姆士在国内巡演，来到他们现场时，才售了2张票。但即使是台下只有两个观众，乐队依然把整个set好好演完了，演完后就和工作人员喝到天亮。

这种窘迫的生存环境，从90年代末开始便如此。北京曾经的摇滚圈驻扎地“树村”，见证了那个年代独立乐队艰辛的发展旅程。

那是摇滚乐绽放得最丰盛的地方，每天从早到晚，都是各种乐器“叮叮当当”混杂在一起的声音。

虽然只是一个坐落在北五环外的小村庄，但附近就是颐和园和迷笛音乐学校，自1997年起便吸引来了全国各地的摇滚青年。他们把它视之为乌托邦，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村里房租低廉。

树村的烂尾平房，每个月的房租只需要百来块。因为担心过度扰民，他们在房子的四周裹满了隔音的棉被，又热又闷，真的是单纯的“用爱发电”。

木马、痛仰、舌头等乐队都出自这个神奇的地方。纪录片工作者孙志强曾拍下过一部纪录片《自由的边缘》，里面就记录了1999年到2000年间生活在树村的110个乐队乐手，开篇第一句就是：

彼时，这一片土地，这些平房下蜗居的人，都被边缘化太久了。他们大多都穿着破洞牛仔裤，留着披肩的长发，家里乱糟糟但又充满生气。他们在那片自由的大地上，行走，唱歌，游泳，打闹，大喊大叫，过着穷开心的生活。

后来，树村拆迁了，很多乐队成员都相忘于江湖。运气跑偏的可能混成了印象派画家，更多的是回家理了个平头，拿起了公文包，只有极少一部分的乐队混出了名堂。

做乐队为什么这么穷？一个成熟的乐队，就意味着要抱团吃饭，要有稳定的排练时间，需要为深不见底的全套器材掏空老本，无论是时间还是人力成本都是极重的负担。

而且，有些乐队对自己要求严苛，创作周期漫长，像万能青年旅店，一张专辑做十年。

虽说如今流媒体平台越来越多，但音乐人并未因此脱贫致富，且半数音乐人无力独自维权。《2019中国音乐人生存状况报告》显示，在欧美国家，音乐人会依托于集体管理组织，帮助他们管理作品和保护尊龙凯时旗舰厅的版权。但相比之下，中国没有如此流畅且受信任的产业生态系统。

再者，观众看乐队演出这种消费习惯，在中国没有得到良好的培养。而在国外，以墨尔本为例，每2周至少会举办464场现场音乐演出，在2017年，光是现场音乐会的收入大约为12.2亿澳元。

中国的摇滚圈始终未能自如地赚钱，而且一接触商业，就很容易遭受非议。就像《乐队的夏天》，除了要面对吃瓜观众的无端猜疑之外，还会面临圈里人的不理解。

那么，《乐夏》结束了，这些摇滚乐手又该何去何从？

fatway认为，what happens in underground, stay in underground。“独立与商业的纷争从上世纪延续至今，依旧没有很好的桥梁来衔接。而且许多滥竽充数、打着文化旗号但又不知其所以然的土味商人们，让很多好的独立音乐人被掩埋在人群中。”

他建议，大家有机会还是多听音乐现场，买票支持独立音乐，这样才能让更多好的音乐人走出来。中国音乐人职业化的瓶颈，就在于许多乐迷可能并不是爱音乐，更不会去深挖，大部分都只是随波逐流，追逐流量艺人。

此外，若是乐队能把自己打造成一种精神符号或一个ip，也不失为一种好的走向，那么即使暂时没有新作品，也不至于家徒四壁。

像凭着一句“你会找到更好的工作”出圈的五条人，在扬名后迅速经营起了淘宝店铺“五条人士多店”，开张3天就卖了40多万。

整个店铺风格就像他们的歌一样，带着咸咸的海风。一夜之间，两千多个徽章和一千多件t恤被买空，就连一个简单的塑料袋周边也能让狂热的粉丝热泪盈眶。

诚然，能凭着综艺节目出圈的乐队只是小部分。能赚大钱的就更少了，大部分乐队一表演结束，就要回家上班了。

但正如汪峰所言，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会养成一种最坚硬的盲从性，但是在乐队那里，能看到他们自己。这是很可贵的精神财富，因此应努力让乐队们不要台上光鲜，台下全是泪。如果他们一直受困于生存问题，只会有越来越多乐手不得不“缴械投降”，告别舞台了。

参考资料：

[1]2019中国音乐人生存状况报告，张丰艳，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

[2]五条人：该尴尬就尴尬，时尚先生

[3]90年代：在窘迫的“树村”乐队“死磕”音乐，新京报

[4]专访五条人：音乐不是我们的梦想，是我们的生活，剥洋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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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白鸽鸽

封面 | 烧山大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