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宥予：扔掉那些被怂恿过的痛苦-尊龙凯时旗舰厅

2021年2月14日，广州。街头的行人。（图/阿灿）

青年作家，宥予——我把这些字一个个念出来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坐在对面的他有些不知所措。

彼时，距离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撞空》出版已有十多日，但是在他这却像度过了整个四季。用他的话说就是，小说即将面向读者了，多少还有些期待。

对于作家的身份，他实在是还没反应过来。今年4月，宥予带着他的小说在佛山参加了一场作家对谈活动，单向空间编辑总监罗丹妮问他“你准备好了吗？”，他才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原来自己并不是小说的代言人，而是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在面对另一个鲜活的生命个体时，如何摆清自己在当下所处的生命状态。小说当然也有小说自己的命运。

1990年出生的宥予，最近几年在广州专事写作。那段时间里他还写过中短篇小说《东边、七下、猪八戒》《塞里史龙洞》等，也尝试在豆瓣阅读和one平台上发表过一些作品，却一直不见反响。

写《撞空》之前，他有一年多的时间在图书馆反复修改它，以期找到接近文学的“真东西”。

2022年7月，他终于决定写下那个已经陪伴他多年的“自己”。在《撞空》中，他试图开凿出一个窥视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孔洞。

“你给我的感觉像一只猫。”我这么告诉宥予，尽管他从不养宠物，害怕直视动物的眼睛，但是这种感觉却十分贴切。

当我们一起走在广州的小巷中时，墙上摆动的树影会吸引他的注意；当我们偶遇一家僻静的咖啡店，躲进小阁楼的时候，楼梯上隐隐传来的动静，也可以轻易地打断他的思路。

宥予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这么说好像是在多余地验证一个作家本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但是他的行动与表达一致，不先行、不迟滞，也毫不掩饰。

我想，铸刻文化的编辑王家胜，或许就是从躺在邮箱里的一封自荐信中，发现了宥予的这份难得、可贵的敏感。

“我有好多个自己”

去广州之前，我花两天时间闷在家里读完了20万字的《撞空》，很难相信这部长篇小说的作者是一位新人，之前从未听说过。

他完全知道如何在开头的第一句话就留住读者，独特的语言、沉稳的叙事，俨然是一个成熟老练的写作者。

然而，据说他从未接受过任何专业的训练，我为能抢先读到这样充满“野生”气质的小说而感到兴奋，也对接下来要去见宥予这件事满怀期待。

广州天气闷热，总是一副想下雨的样子。我们约在《撞空》里经常绕不出去的“草芳围”见面。

宥予作品《撞空》。

小区的深处有一棵树，是小说里的“我”游荡至此发现的，不知是谁学着电视剧里的剧情，在上面刻了“耿耿余淮”四个字。

我们从这出发，开始往巷子里游荡，让我时不时有些恍惚。

“我有好多个自己。”宥予说，“有我期望的我，有我想给别人看到的我，有我以为的我，还有一个离我更远一些，一直盯着我。”

他似乎总是害怕自己“表演”，以至于每当做完公共表达，他对自己都有种羞耻感，甚至厌恶。

如此我便知道了，要想在短暂的时间内“抓住”那个真正的他，就像面对巷子里那一墙的影子，是徒劳的，索性我便不再去想这个问题。

宥予对自己似乎有种接近残忍的审视，这种从他身体里分离出一部分自己，始终跟他如影随形的状态，自从他十岁时听到母亲死讯的那一刻起，就如洪水决堤般被撞开了。

那时候，他没有忘记自己以前经常喜欢待在树林里看树，树叶变换着不同季节的颜色，田野里的农作物在生长。

只是大自然带给他的这种丰盈，自此之后犹如降临在华北平原上的夜幕，变成了周围的亲戚、村民，他们讨论车祸，讨论似丢了魂的父亲，还有那个哭得很难过、很懂事的孩子。

宥予清楚地知道，那是一种被怂恿的哭，以至于之后的许多年，他都在扮演不快乐的角色。

那时候，他还记得另外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是他在一个大雨倾盆的暑日，躺在长椅上废寝忘食地读《战争与和平》时，从小说里开凿出来的。

文学好像有种避难所的特质，只不过之后的很多年里，他什么书都看不进去，只因为他想找到那个不需要去逃避，并且重新直面世界的方法。

后来，他自己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偷偷享受那种麻木了太久之后，记忆带给他的真实触感。

用他的话说就是，甚至还有些“感谢”，是母亲的“消失”塑造了现在的自己。

2019年，宥予结束四处飘荡谋生的日子，应在广州上学的妹妹的邀请，来到了这座巨大的城市，开始专注写作，有种行至末路、孤注一掷的意味——“在可能与可能之间，相信自己的勇气”，后来临走的时候，宥予也把这句话送给了我。

想做一个“有生活的好人”

在小说《撞空》中，“广漂”青年何小河，与他所栖身的这座城市，一直处于悬浮、疏离的状态，与河南老家的父亲，也保持着理解、维持着距离。

对与前女友陈小港相恋的回味、对幼时母亲死亡的追忆、对现实生活中亲人及朋友之间关系的拷问，宥予似乎是借着何小河的身份，带着我们在他的小说里，看了一遍他的心，但是对他来说，却是把自己活到至今对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像扔一颗颗石子一样，扔向了我们。

“你没有生活”，这是陈小港对何小河下的“咒语”，也是宥予抛给读者的“石头”——关于人的存在与消失，关于人活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关于生与死的暗线，都隐藏在巨大的城市中，在格子间、出租屋和立交桥下，那些此时此刻正受困于现实的我们的身上。

何小河想做一个“有生活的好人”，但究竟什么是生活，宥予没有给出答案。

生活对于他来说，或许还是一件需要增加理解的事——这么说的意思，并不是指他缺乏自理能力或者不懂得取悦自己，而是指只要人生在世，就永远会卡夫卡式地探寻下去。

“其实就像我们往山上推石头，我们知道意义不在山顶，现在也不在这块石头，但有可能就在推的动作上，问题就是答案。”宥予说。

如今，写作也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了寻找自己作为人的主动性的方式。

然而对于生活的观察，据他说最早还是通过阅读建立起来的：看约翰·契弗，让他明白了不存在一个没有困境的好生活；看雷蒙德·卡佛，让他明白了生活的“毛边”让人避无可避——我们无法与生活融为一体，只能重叠而已。

实际上，宥予在毕业之后、去广州之前这六七年的时间里，卖过保险、做过售后，还开过饭馆，身体力行地感受过生活的不易。

现实带给他的不安定感，磨炼了他的观察力和想象力，以至于当重新拾起文学的时候，他才突然发现，过去的种种经历都像是和当时的他产生了化学反应——写小说好像不是件多难的事，也并不一定非要达到列夫·托尔斯泰的水平。

直到他开始写，事情又变得困难了起来。在广州的这两年里，宥予和这座城市里的任何人一样，每天戴着口罩，活在一种不确定当中。

他时刻留意着最新的疫情消息，一大早去黄埔区图书馆预约排队，也经常错过心仪的座位。

1990年出生的宥予，最近几年在广州专事写作。图为宥予近照。（图/段志飞）

更糟糕的是，他觉得自己写的东西越来越“垃圾”，反复地修改直到满意，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自我否定。

“但是文字是确定的，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没有失控。”宥予也知道，自己其实是越写越好了。

值得庆幸的是，宥予在写作上的天赋，被王家胜一眼认了出来。

后来在一次采访中，王家胜难掩激动地说：“宥予的小说，构建了一种仿佛在呼吸的真实氛围，情感非常真切、细腻、动人。”书出版后，王家胜对宥予说：“你只管好好写，剩下的事交给我。”

相信每一个人都能承受他所要承受的

有段时间，宥予托着沉重的颈椎从图书馆回来，吃过自己做的晚饭后，会去江边跑步，也有时候是踩共享单车，一直踩到珠江的入海口。

那个时候是冬天，庞大、清冷的珠江，很容易就将他拉进自己所写的小说情节里——何小河望着沉默的珠江，仿佛在那一刻失去了与世界的连接，但是又感觉与世界的距离，从未如此接近过。

“你写的人是谁，就决定了你要去向哪里。很多写得顺利的时候，我其实都是在跟着小说里的人物走。”宥予说。

2020年的新年之交，在一连串的意外之后，何小河放弃登上回乡奔丧的飞机，切断了与那些“有生活的好人”的联系，开启了一段令人匪夷所思的流浪生活。

有生活也好，没生活也罢，宥予在《撞空》的后半部分，将它们通通都打碎，在城市中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做一个只需要想好“每天怎么吃饱，晚上睡在哪里”的流浪汉，世界就变得简单多了。

《撞空》的一部分难得之处也是在此，它试图建立一种世界之外的秩序，告诉我们，生活不只是眼中看到的那些承重的部分。

在宥予看来，生活在现实里的人，经常被一种理想的生活诱惑着，但事实上每天的日子都是平等的。“我们要相信自己的生活，包括那些痛苦、焦虑和我们不希望看到的部分。”

自从有了文学的视角，宥予便习惯了观察现实生活中那些普通的陌生人，从他们身上散发出的近乎凝滞的状态里，感受时间和周围的一切如何作用于他们的身体和精神。

只是每到这样的时刻，宥予又会经常警惕自己的目光，避免把别人的生活当成景观来感动自己。

这种目光他最清楚不过，就像小时候村里的邻居向他投来的安慰的目光一样。他们当然是善意的，只是他并不想被注视，甚至被提醒。

“关于家庭、关于爱情、关于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如果不能抵达别人的真实处境，那么注视对别人就是一种伤害。”宥予说，“我们应该相信每一个人，他所经历的时间、他的记忆、他所承受的一切，都有足够的力量去承受，哪怕经过一些痛苦，他也一定还能找到他的快乐。”

正因为如此，我发现宥予在小说里写他的人物时，总是保持克制，不掺杂自己的情绪。用他的原话说就是：写小说要避免那些失意者的自怜、奶油般的浪漫，还有不真实的温情。

他说的这些，或许跟写作技巧有关，只是写小说和过生活，又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