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郑彩琳
编辑 | 詹腾宇
题图 |《县委大院》
200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制定《公务员录用规定》,要求报考公务员需满足年龄为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
201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修订《公务员录用规定》,规定经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可以适当调整报考公务员的年龄、学历条件。但一般情况下,报考年龄还是限制在35岁以内。
2023年10月24日18时,202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入口关闭,报名总人数达290多万,再创历史新高,岗位平均竞争比为66:1。对1989年10月之前出生的人,2023年11月是最后一次国考机会。只有少数岗位的硕、博士可以放宽至40周岁。
为了上岸,不少考公人屡败屡战,直至逼近公务员报考的年龄上限——35岁。对于他们来说,公务员意味着光环、面子和稳定的后半生,也有人觉得体制内与体制外都是“围城”,没有本质区别。
以下是他们的自述:
十年“考公淡人”,
习惯性弃考
刚刚过去的5、6月份,各地省考成绩陆续公布。这场考试,再次印证了“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常态。
当然我并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情况,我今年又一次缺考了。我也记不清十年考公生涯中缺考了多少次。每到报名时,我总忍不住去查看可以报考的岗位,看到合适的,内心就会涌起一股“试试也不亏,万一考上了”的冲动。毕竟随着年龄增长,机会越来越少,能考就尽量去考。
但每次临考前,我又能给自己找各种理由:离家太远、工作上的事情太多、报录比很高、裸考上岸的概率很小……纠结一番后,就放弃了。
这种极度矛盾的情况多次上演,有时候我也忍不住问自己,你到底想不想当公务员?
(图/《县委大院》)
2014年11月,我第一次在北京参加了国家公务员考试。当时的我刚刚研究生毕业,一心想留北京,考公是最佳选择。
当时我的同门师哥师姐都考公了,为了增加自己上岸的概率,他们纷纷加入公考巡考大军,也就是一群考生每年在国家和省市公务员招录考试点四处奔波参加考试,不达目的,巡考不止。
我的第一次国考更像是游玩。没有焦虑,没有破釜沉舟的勇气。现在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那年冬天北京很冷,我的两个同学的考点被分配到了怀柔、昌平的郊区,而我很幸运地被分配到了北京市中心的考点,不用那么早起。
长达三个小时的考试,是一次脑力和体力的极限挑战。我放弃了《行政职业能力测验》里数量关系的部分,费时费力,得到的答案还不一定准,不如直接蒙个答案,还能节省时间多琢磨别的题。
在此后的公务员考试中,我也一直采取这样的策略:不在数量关系上花费太多时间,保证自己擅长的部分能尽量全对。数学一直是我的短板,到高考我的数学都很少及格。中间备考的几次,我也尝试练习突破自己的局限,后来发现这就是给自己找罪受。
在北京找工作并不顺利,毕业后我在广州一家传媒公司落了脚。这份工作不忙也不闲,但考公仿佛成了一种习惯,每到国考和省考报考的日子,我都会打开来看看,考不考另说,先报要紧。
每次报考岗位的时候,我会优先考虑和自己本专业相关、限制条件比较多的岗位,这样竞争的人就会少点。在excel表格上勾勾选选,具体岗位就出来了。
这些年,我能明显地感觉到,报名人数越来越多,但上考场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有好几年,我都在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考点考试。前些年我所在的考场基本是座无虚席,这几年一个教室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空位。
2020年11月29日,国考笔试结束后,考生在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外排队坐地铁。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是国考笔试广州分考区的考点之一,学校出门便是地铁石碁站。(图/受访者供图)
但这并不意味着考公就变得简单了。从以往录取的榜单中可以看出,前几名之间咬得很紧,都是零点几分的差距。
2019年到2021年,单位把我借调到某政府机关。那是我毕业后和政府机关打交道最长的一段时间,也让我充分了解体制内的生活。
在政府办公大楼里,仿佛空气中都蕴含着对和谐共处的珍视。基于共同职业身份的优雅与体面,人们似乎有着一种默契,主动寻求共识,刻意回避潜在差异与摩擦。
这里的福利待遇也很不错。虽然是编外人员,但他们还是给我办了一张饭卡,快餐和自助餐都是几块钱。如果没有急活,这边都会要求正常上下班。处里有位同事怀孕了,产假连同育儿假总共休息了一年,领导们也不着急,“在外面哪个单位休产假可以休到一年还没有被开除?”
疫情时期有一次我打车去上班,司机看到目的地是政府大楼,羡慕地说:“啧啧,还是你们这个工作好,(收入)旱涝保收,我们就不行了。”
司机不知道的是,我是编外人员。
处室领导倒是希望我考到编内来。有一次处里有选调生名额,处长希望我去试一试,但他忘记我早就不是应届毕业生了。
(图/《底线》)
我的前男友也在体制内,由于是特殊工种,他的福利比普通公务员多了一层。每次我陪他去医院看病的时候,他都会掏出一个小本本,请医护人员直接在上面记账。
前男友毕业那年报考了广东省公务员和深圳市公务员考试,还拿到了华为公司的offer。最后他放弃了华为月薪一万多的工作,成功替补了广东省公务员岗位。
按他的话来说,“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眼望不到头的生活才是煎熬的生活。”他的潜台词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公务员是一条非常不错的路。
有一次,我向他抱怨自己的工作有点辛苦,要轮班,有时加班到深夜,他回一句:“谁叫你考不上公务员”。我竟然觉得他说得有点对。
但我也不止一次听到体制内朋友的抱怨。我的另一位同窗好友毕业后成功通过选拔,成为南京市某局一名公务员,周围同学都觉得他前途无量。
可好景不长,我收到了他的来电,他说他再也受不了了:完不成的工作任务,不断变化的政策,隔一段时间就要被领导约谈,这些烦恼有时候连家人也没法倾诉。
那段时间,他和我们班里的好几个同学都煲电话粥,一打就是两个小时。后面我才知道,那段时间他已经重度抑郁,再后来他辞职了。
因此考公对于我来说,更像是一份额外的加分项。很多人觉得公务员稳定、待遇好,对体制外的人不公平,但这份光鲜背后所隐藏的付出、纠结与抉择,却是外界难以完全洞悉。
考公不易,上岸的幸运儿更是凤毛麟角。努力了就一定能上岸吗?上岸了就一定开心吗?在这场机遇与努力并重的考试当中,一个小小的变量就能影响很多事。
不过对我这个十年的“考公淡人”来说,从此不再有机会上考场了。
挤进事业编,还是想考公务员
“有些人不理解,为什么我考上了事业编还要考公。很简单,大家都想要更好的。”
2014年我大四,家里人劝我考一个公务员试试。临近毕业,我没有太大的课业压力,时间也很充裕,但我却没有太多心思:“刚毕业当然是去闯一闯,谁会想去体制内。”
我太了解体制内的生活了。我的父母都是公务员,每天早上,他们都会边吃早餐边看报纸,了解国内外动态,这是他们多年养成的习惯,及时获取信息,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融入工作环境。
早餐过后,他们会一起出门上班。中午在单位食堂解决午饭,有时候会顺便带回来一份给我,五块钱,三菜一汤,还有水果和酸奶,可以吃得很饱。他们很少加班,基本六点就到家,全家人一起做饭。
我无法想象这样朝九晚五的生活要一成不变地过30年,就像被禁锢在一潭波澜不惊的死水之中,没有一点生气。
我也没想到,几个月后,就被“打脸”了。毕业季,我在家人的帮助下找了一份武汉当地的私企实习,“真是池浅王八多。”每天不固定上下班时间不说,我还要干很多非本职的活儿:贴发票,报销,取快递……琐碎又没什么提升。
坐在工位上,我第一次萌生了考公的想法。元旦过后,我就买了书,开始准备。由于我的大学专业是国际贸易,报考大部分岗位都有限制。好不容易找到了当地卫健委一个“三不限”的岗位,计划录用2人,然而成绩出来,我排在第10名,无缘面试。
(图/《底线》)
于是我转战事业编单位,朋友和亲戚都说,事业编比公务员好考些,无论结果如何,先占个坑再说。有了之前的备考经验,这一次我顺利上岸了离家不远的县城事业编。
但能摘得到月亮,谁又会只要星星呢?即使考上了事业编,对公务员的执念还徘徊在我的脑海。2016年—2020年,我又上“战场”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
这五年仿佛一场单相思的虐恋,我体验了所有极致的情感:紧张、焦虑、失眠、怀疑、悲伤……唯独没有快乐。
2017年公考成绩出来后,林诗诗又一次失利。当天晚上她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在洱海旅游时拍下的照片,想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图/受访者供图)
为了备考,我几乎婉拒了所有社交邀约,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每分每秒。我制定了以小时为单位的备考计划,每天晚上下班回家,有时间我都在刷题,偶尔休息一下玩手机,超过十分钟,就会有一股罪恶感随之而来。
我搁置了所有重大人生决策:不敢结婚,不敢买房,和男朋友的婚礼一拖再拖,因为这些都意味着时间成本和精力,老想着考上就好了,就可以认真玩手机,和朋友吃火锅,好好出去旅游了。
但考公的轮回每流转一次,我的斗志就减少一分。眼睁睁地看着每年可以报考的岗位越来越少,报录比却越来越高,我都会想起2014年的秋冬,为什么当初不换个好报考的专业,或许现在的我,能轻松一些。”
居高不下的报录比,屡败屡战的笔试经历,让考研的想法在我脑海中越发挥之不去。2019年,我考取某985在职公共管理硕士,成为一名在职研究生。常年公考的挫败感,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得到一些宽慰。
人生的齿轮并没有就此停下。2020年,我怀孕了,恶心呕吐、头晕乏力。虽然孕反没有特别激烈,但不适感却像细密的针脚,时不时刺痛一下,让我的专注力大幅下降。到了孕晚期,我需要更加频繁地进行产检,能够利用的碎片化时间也变得更少了。我也“摆烂”了,不能上就不能上吧。
但命运总爱戏谑。2021年2月,我居然揣着娃入围了某部行政岗位的面试。但我却陷入了沉思,这次报考的岗位特殊,万一面试官问我的怀孕情况,我该如何回答?如果去那边工作,孩子刚出生就得和爸爸分开……一番思索后,我选择放弃这次面试机会,觉得没关系,后面还有更合适的岗位。
(图/《县委大院》)
为了和老公不要相隔太远,2021年5月,我再次考取了省事业编,在武汉一所高校担任辅导员。
外界以为我挺好,有编制,有寒暑假,日常打交道的也是比较单纯的学生。但只有当过辅导员的人才知道,一个服务300个学生的24小时“服务员”有多不容易,从生病受伤、考试请假、奖助学金申请,到宿舍矛盾、饮食健康我都要管,晚上或周末加班处理学生的问题更是常事。
为了孩子,也为了我自己,我也要努力往中心城区再考一考。2021年—2024年,我又参加了三次公务员考试,均以败北告终。
我知道以后备考的时间更少了。我的行测一直不好,从来没有上过70分。后面不复习,未来只会越来越没希望。
回头望十年的青春,我好像困在编制里了。好魔幻啊,我已经35岁了。
还有两次上岸的机会,我还要继续考吗?
再见考公 ,你好生活
4月29日晚上8点,我在手机上刷到刚出成绩的消息,紧张得不行,心跳加速。
输入准考证号、身份证号、验证码,然后点击查询——41名,我与考公彻底无缘了。
我今年36岁,这是我最后一次考公的机会了。这次岗位计划招11名,我与进面差了8名。
为什么啊?明明我感觉答得还不错。我想申请复查,但公告上说,只有零分和缺考才能复查,我连申诉的机会都没有。
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白天的一切都是假的。我兴奋地醒来,拿起手机再查一遍分数,还是41名。
看了眼钟,凌晨3点,我躺在床上,仿佛就卡在十字路口。
我在一家企业当行政管理员,说简单点就是在办公室打杂,工作日常是换饮水机、接待来访客人、收发文件、准备会议室,听起来就很枯燥,没有技术含量。
步入而立之年,我还在经历着三个小时的通勤,重复着这样的工作。公司的考勤制度很严格,还时不时就传出要裁员的风声,晋升和加薪更是遥不可及。
但好像没有其他的出路了。我是文科生,除了当办公室文员,似乎就剩考公这一条路。毕业后,只要看到合适的岗位,我也会尝试去考。不过都是裸考,没有付出,没有结果,没有沮丧。
(图/《县委大院》)
我一直觉得能考上岸的人都不是普通人。我自认很平凡,够不到岸边。但看到身边的同学陆陆续续上岸,我也难免心动:“要不下决心试试?至少考上了不用担心被裁员。”
32岁时我才真正意义上踏上考公之旅。这一次我报名了公务员a类考试。清晨5点半的闹钟是我迎接行测的号角,夜晚则是与申论的较量。
这时候,我已经有孩子了,时间管理是我最大的困扰。每周一到周五,早6点到晚7点是我的工作时间。回到家简单吃完饭,我需要帮孩子辅导作业,干点家庭琐事,做完这一切已经是晚上10点了。为了保证复习时间,我把孩子交给老公就把房间门反锁了,如同躲起来的鸵鸟一样,躲着我的孩子。
(图/《县委大院》)
然而,2020年的疫情打乱了所有的计划,考试被迫延期,这份坚持与努力也被无限期拉长至半年之久。
从考场出来,我觉得自己没戏了。资料分析没有时间做,综合应用也答得乱七八糟,果然成绩出来,我的两科成绩都只有80多分,没有及格。
再来一次!
有了第一次经验,第二次备考的时候,我不再只是简单刷题。我去网上查了笔记,买了网课,多管齐下备战。
每天刷题到晚上12点,再加上每天上下班开3小时的车,久而久之,我得了干眼症。但努力总算有收获,第二次考试我进面试了。
招录一个,我排名第三。我铆足劲,每周末都去面试班上课,下班后每天跟着视频对练。
一个月后,面试结果出来了,第一名85.7分,我85分。0.7分中间却隔着巨大的鸿沟。回家的路上我嚎啕大哭,家人安慰我可以明年再战。
我算是越挫越勇,2022年报名了a类非常热门的岗位,断断续续刷题持续了半年,结果分数出来不如去年,我排名20多名。这一次,家人希望我放弃,别再钻牛角尖了。
因为考公,我在孩子学习习惯培养的关键期严重“缺失”,现在我家孩子的行为习惯和学习培养都有一些欠缺。我还有时间弥补吗?但我又舍不得放弃,我很渴望上岸。
2023年、2024年,我报考的岗位从a类转到了d类。毫无意外,全部败北。
王一柳这些年为了考公买的辅导材料。她说,最近整理一下,打算当废纸卖掉,也算是一种告别。(图/受访者供图)
也许这就是“握沙定律”,越想得到就越得不到。回首已经上岸的小伙伴,往往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面试时,我认识一位已经全职备考两年的女生,国考、省考、事业编,能考的她都去试了,但每次都进入面试却没有上岸。机缘巧合下,她进了一家二本院校当行政老师,每天4点半下班,还有寒暑假,让她对现状特别满意。她决定暂时放弃考公,先结婚生娃。也就是这一年,她裸考裸面,居然以笔试和面试都第一名的成绩上岸。
有人笑范进中举发疯,我却无比羡慕他54岁还可以中举。我羡慕科举无年龄限制,下至一岁小童上至八十老翁都可以参加。只要能参加就还有机会,只要有机会就还有希望,人往往最害怕的是没有机会。
但人生来所受之苦,皆因误把他乡认故乡。在青春年少时奋斗过就已足矣。
再见考公,你好生活。
校对:遇见
运营:鹿子芮
排版:黄璐
评论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