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者”陈冠中：“我先是一个知识分子，再是一个小说家。”-尊龙凯时旗舰厅

“早年，我想过写上海，就是张爱玲没写完的《上海闲人》。”客居北京的陈冠中，说起写作并不掩藏野心，但也带着自谦，“每次写到一半，都没了底气。我怕缺少那种扎实的在地感。”他写《盛世》，前后用了9年时间。

其实他也算小半个上海人，生在那里，长到4岁。张爱玲定居美国后，想用英文写那部shanghai loafer时，陈冠中早已随亲迁居香港，说着流利的“女皇英文”和粤语，却从未忘记旁观内地，他甚至不费太多力气写出了电影《上海之夜》的剧本。写好另一个地方，如今他仍说：难。

“没有足够了解，就不够懂，不懂就很难关心，缺少关心就难写对味道。”也许就为这“难”，他迁来内地，想写中国。说这话的前几天，陈冠中的香港老友岑建勋来京，聊起陈冠中的新小说《裸命》，岑建勋张口一句：“你小子，就算是写台湾花莲一对男女谈恋爱，也会写得如同本地人。”

他在香港观察北京、上海，在台北旁观香港，在温哥华对照纽约，在纽约想象着不丹、尼泊尔，中国的西藏、青海。他旁观所有差异的东西，安置自己的思考：“我来大陆就是为了想写小说。”

他很忙，他也时常是“香港人”

12年来，陈冠中依然说着未被同化的“标准港普”，和他自嘲的“中式布尔乔亚家庭教养 ”一起，让他的气场和这座城市有些格格不入，但他却用写作抵达了这座城市的中心。他写《有一百个理由不在北京，为什么你还在这？》，笔下的北京和时代，现实得令人猝不及防。

这个昔日的香港文化符号如今是大陆文化的观察者，在年轻人当中，他也像同代人一样，倾听他们的看法。“哦？店口镇，在浙江诸暨？一个民主试验的现代小镇？下次我定要去看看。”他随时记下有意思的信息，在写作日程表上画出游历计划，逐一走来。你也常会在一些“意外”的地方看到他，在流浪狗救助中心，他像那些年轻善良的公益青年一样，为孱弱的生命奔走。他把这些都写进小说，用非荒诞的手法，记录荒诞的现实。《裸命》里，主人公藏族青年强巴，因挽救让他几欲致幻的爱情与性，最后隔断旧生活，远离族群，只身从拉萨追至北京，寻到他心中的白度母——汉地女孩贝贝，却突兀地卷入一场流浪狗救助运动。这是并不陌生的新闻事件，在陈冠中的小说中，这种“并不陌生”时时嗅到。

为什么是西藏？同样的问题，人们当年也问过马原、马建、陈丹青、温普林……

《冈底斯的诱惑》背后的马原，最初是为“去最远的地方写作”。《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背后的马建，是为清洗丧妻的震痛，并“寻找佛教的真谛”。《西藏组画》的陈丹青，是“偶然，被从一个破村子里借调到西藏画画”，他想在那个陌生异域画苏联、画法国，当米勒。《朝圣青朴》、《狂喜与涅槃》背后的温普林，最初只是“想去最接近自然的地方看看”，他一看看了20年，留下来生活。

那《裸命》背后的陈冠中呢？

“所谓众生平等，人人都是一口气，一条命。佛教强调生命本质，生命的最后就是裸命。”

《裸命》不长，十万字的小说，写了一个藏族青年强巴，和汉族女人梅姐及梅姐的女儿贝贝之间的情爱纠葛。背景从拉萨到北京，从藏地到汉地，不同族群呈现的生存状态。“我一直就想写族群。2011年才决定写西藏。因为我唯一知道多一点的，除了汉族就是藏族了。我想呈现我看到的拉萨青年的生活和境遇。”

“知道多一点”的时间点要回到20多年前。上世纪80年代末，陈冠中尚在香港做电影，偶然要帮科波拉的公司拍一个西藏主题的历史片，那是他初次进藏。最终电影无疾而终，陈冠中却就此与藏地结缘。

有人解读“裸命”的含义，从阿甘本的bare life，到粤语里的“攞命”。陈冠中不负责给出答案，他只想到，佛家概念中，人人都是裸命。“所谓众生平等，人人都是一口气，一条命。佛教强调生命本质，生命的最后就是裸命。”其实他哪里是在写强巴、写尼玛，也并非只写藏地、汉地，他是在写人类，写生命本身，写畜界，人界。

但《裸命》又写得很赤裸裸。小说借强巴和梅姐之爱，直白生猛地把两性关系，用画面感极强的语言不厌其烦地呈现。行文几乎没有预热，撕掉面纱，剪去前戏——这种性爱描写，成了整部小说最外在的一条主线。即便浮光掠影地去读，这种直白也让有些人读得不快：“有必要一定这样赤裸吗？”连老友岑建勋也开玩笑：“你说，你是不是把你这一生关于性的fantasy都放进了这部小说？”

写性，以性为切入口，陈冠中有自己的考虑。“我想写一种（族群）交互关系。在所有的关系组合中，男女关系的层次最为丰富。各种贪痴嗔，爱与恨，欲擒故纵，割舍与纠缠，依赖与躲闪，惦记与算计……这种关系比写兄弟关系，母子关系都更为过瘾。也许对西藏有过度宗教信仰的人，会觉得有所亵渎，但这是我写小说的表现形式。”

不少人还是失色于他构建的情色世界，像把自己降为情窦初开的文学爱好者。也许人们只是不习惯，写过“香港三部曲”、写过《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的陈冠中，竟如附体般笔下如此生猛。意外于他们的“雅士”，以第一人称成为书中的“小藏獒”。对一个想写好小说的作家，被这样期待，不知属幸事还是遗憾。

陈冠中上月回香港，正好见到在港做讲座的宗萨钦哲仁波切，他对宗萨只说一句：多谢你教我的“无畏”二字。他写《裸命》，写性，写现世苍凉，就因懂了这二字。“我突然打破自己的边界，彻底放开来，大无畏地写。与现实相比，语言为何要那么温柔呢？我就想直接说话，写最直接的性。”当然直接有时带来苍白的危险，至少《裸命》中对“小头”的描述，远不及王小波那个“像剥了皮的兔子”来得意犹未尽。这种危险，不亚于对一部小说的单向度解读。

“我相信只有小说语言，才有机会说清现实的所有暧昧和复杂。”

陈冠中定居北京的第三年，最终写完“香港三部曲”。写作时间横跨25年，却真正让他从一个知识分子、文化学者，提纯为一位娴熟的小说家。写于1999年的《什么都没有发生》，2010年在大陆首获出版。小说对于香港婴儿潮一代的人生际遇的冷漠解读，令人惊异。这部从文学性上显然高于《盛世》，也高于《裸命》的小说，甚至被视为堪比加缪的《局外人》。有意思的是，在香港与内地之间，陈冠中也常称自己“多余人”。也许他什么都经历了，但他说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先是一个知识分子，再是一个小说家。”陈冠中自称是20世纪小说的学生，但旨趣上，更欣赏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写作。在北京的餐桌上，家楼下的咖啡馆，或在去往中国某个小城的途中，陈冠中都愿意跟别人聊写作，真诚到自谦。“我相信只有小说语言，才有机会说清现实的所有暧昧和复杂。但即便写小说，我也倾向那种知识分子式的写作。”至今，在他的小说家致敬名单上，司汤达、杰克·伦敦、雨果仍排在最前端。他喜欢反复读《红与黑》，并研究小说早期的两个题目，哪个更适合1830年的法国：《红与黑：19世纪纪事》，还是《红与黑：1830纪事》？ 他也激赏戚蓼生当年为脂批本红楼梦所作序中所说：“绛树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思忖，也许这是艺术最高级的审美之境？

《盛世》也许能算做典型的知识分子写作，他写的是知识分子眼里的中国。《什么都没有发生》，香港文化读本的外衣下，用资本时代的冷酷逻辑解读现世，也像极了加缪擅长的“叛逆文学”。《裸命》在写底层，却是一个知识分子先把自己降为裸命，去写人类的生命意义。想起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中，谈及蒲宁的小说时说：它不是小说，而是启迪，是充满了怕和爱的生活本身。

从早期的文化随笔，到接连几部小说，陈冠中的作品从来不是畅销书。相比他曾叱咤香港的《号外》，在内地做过的一票难求的文化演讲，他的著作看似有些“太寂寞”了。但他相信，文字有自己的脚，会去找它最适合的读者。就像他向来喜欢老舍的《猫城记》、杰克·伦敦的《铁蹄》、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也喜欢泰戈尔的《家与世界》、帕慕克的《雪》、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

从香港到北京，它们始终在陈冠中的书架上，安静地热闹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