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之荣耀
麦圣希 百老汇电影中心总监
杜琪峰小时候每逢5点放学,就会飞一般冲进东乐戏院,穿过大堂,一直钻到银幕后边,帮在戏院工作的父母干活,其实是为了在银幕后面看电影。
无独有偶,彭浩翔幼年总躲在金声戏院的厕所里,等下一场次入场他再溜出来,偷偷多看一场电影。多年以后,彭浩翔在一个活动上撞见戏院老板陈荣美,对他说道:“多谢‘金声’当年管理松散,要不然我就没有机会看电影和当导演了。”
这是孕育50后和70后香港导演的电影院。新一代影人,则是在油麻地果栏附近的百老汇电影中心长大的。
“油麻地?杂啲喔。”以往讲起油麻地,香港人都会这么说。上世纪70年代,油麻地果栏是黑帮的地界,没有人会将艺术二字与这里相连。影院倒是有的,不过是工人、车夫和小贩悠闲的地方,是大众的、草根的、色情的。
电影中心总监麦圣希说,湾仔的艺术影院新华戏院关门以后,百老汇院线老板江志强心心念念,要再建一家艺术影院,而油麻地刚好有这么一个位置。1996年,独栋的电影中心拔地而起,四年后,库布里克书店诞生,与咖啡店、cd铺、电影院贯通,成为香港当时少有的文艺复合体,也是影展和讲座的场所。
文青慢慢都知道油麻地有个文艺圣地,“库布里克”也成为一种身份标识。连独立乐团my little airport都唱道,男神不懂寇比力克(库布里克),缺陷能原谅吗?
麦圣希觉得,来到电影中心的人,原本就有一种归属感,“不是所有人都会看一套《伴生》,但原来我不是全世界唯一会看这部片的人”。大家一个眼神,就能迅速产生共鸣,这种感觉,在商业影院难以得到。电影中心无意做成speed dating的场所,却无意间聚合了同一类人。
这二十年间,香港看文艺电影的人多了。初建立时,电影中心四个院都播艺术电影,但几乎没人看。2000年,电影中心改变策略,一半放商业电影一半放艺术电影,以维持收支。到现在,除了节假日会排商业片,电影中心大多时候都在放艺术电影,上座率依然不错。电影中心的观影群体也不再局限于年轻人,早场可以看见排队的老人家,下午会有家庭主妇,而晚上则更多上班族或大学生。
香港人对艺术片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只要题材和他们有关联,他们觉得有观赏价值,就会来看。麦圣希认为,这种转变,一来跟电影中心的推广有关,二来是因为80后、90后、00后观众口味的变化。“这个群体更为自我,讲求个性,着重心灵满足,他们的价值选择没有商业考虑”,这跟中产阶层的崛起也有关,“中产开始享受生活,对消费有要求,他们不满足于看《变形金刚》。而且网络发达了,大家慢慢知道更多电影,不再满足于以前那些以屎尿屁作笑点的低质素港产片”。
好些80后香港电影导演,是在电影中心成长起来的,比如拍《一念无明》的黄进,还有《伴生》的黄肇邦。而较早期的陈果,亦是电影中心的标志人物,《香港制造》《香港有个荷里活》《榴莲飘飘》发行时,没多少人认识陈果,在电影中心独家放映陈果系列电影之后,香港电影界逐渐认识到香港三部曲的重要性。
很多人认为香港电影已死,但麦圣希并不认同这种论调:“相比80年代香港电影产量,现在数量的确少了很多。但我不会用数量去衡量,香港电影精神仍然存在,并且影响内地市场。内地最卖座的电影,香港导演占了百分之二十,不少内地电影里面也有香港元素。而本土电影数量不多,但都有一定的质量。”近年香港新导演的涌现,给了麦圣希很大的信心。
电影中心有一种文艺自觉。它一直在争取填补那些香港片商没有的、他们觉得十分有代表性的戏,比如文森特·加洛的buffalo'66、北野武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麦圣希对香港文艺电影市场的走势是乐观的。二十年来,除了百老汇电影中心,香港文艺活动和文艺地标也比以往更多。虽然文艺团体抱怨房价太贵,难以维生,自嘲要与地产商“打游击”,但是年轻人的文艺社区,还是从深水埗、观塘、葵兴这些旧工业区慢慢自我转化而来。
香港不单单是商业都市。香港诗人廖伟棠说:“你说那是拜金都市、商业游乐场,那么它必然有着你所不知道的另一个香港的存在,那是一个耐心潜沉到生活的深处、着眼于城市文化诡异的细节的人才能发现的世界。”比如,阴暗楼道里的楼上书店,上环街巷里的隐蔽小店,工厦里的band房,还有周末在文学馆读诗的人。
走马观花,无法读懂香港,只有潜下去,方能看见那个看不见的城市。
《新周刊》&麦圣希
推荐一个你喜欢的文艺场所?
中环的visage one。它白天是一间发廊,晚上摇身一变成jazz bar。在中环这样高地价高物价的地方,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去适应和坚持,我觉得这就是香港精神。
你心目中的天堂电影院是怎样的?
我觉得天堂电影院好像一个果园那样,我随时随手可以拿到最新鲜、最想吃的水果,我从不同的生果当中可以吸收不同养分。如果我入到天堂电影院,就好似走入无穷无尽的片库,我走过这个片库,我选了这套戏,放进去,就可以坐在银幕前看了。自由丰富,无穷无尽,这就是天堂电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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