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亚泉的1914：一战时的中国预言帝-尊龙凯时旗舰厅

近代史大师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将“短二十世纪”的开端确定为1914年一战的爆发，其终结则为1991年的苏联解体。

在这个“短二十世纪”中，战争与革命是两大主题，一战及其后的革命无疑改变了历史。关于战争的爆发，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有预见。

著名的《东方杂志》堪称预言帝。早在1911年，该杂志就刊文讨论普法战争后的欧洲局势及各国外交政策，预言欧洲将有战事。更具战略眼光的是，它认为英日盟约将于1915年到期，有可能引发日、英、俄等国在满蒙的角逐，中国和亚洲很难从战争阴影中抽身。该文据此提出了“此后十五年，实为欧亚两洲危急存亡关头”的结论。

不过《东方杂志》还是稍嫌乐观，三年后的1914年，大战便已到来。

杜亚泉将《东方杂志》的关注方向从“政治转向主权”

《东方杂志》由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904年3月，至1948年停刊。起初是月刊，1920年1月开始改为半月刊，1947年7月后又改为月刊。它是中国近代刊行时间最长的大型综合期刊，前后历时45年，共出版44卷。1914年，《东方杂志》的时任主编是杜亚泉。他自1909年6月12日出版的第六卷第五号起，以“陈仲逸”之名署名主编，自1912年7月1日出版的第九卷第一号起，以杜亚泉之名署名主编。

杜亚泉名炜孙，字秋帆，别号亚泉，生于1873年，浙江山阴人。16岁中秀才，21岁肄业于崇文书院。1900年创办亚泉学馆和《亚泉杂志》。又编辑《文学初阶》，为中国最早的国文教科书。1904年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商务的早期理化书、博物教科书多出自他手。他主编的《植物学大辞典》、《动物学大辞典》，都是该学科的第一部大辞典。主编《东方杂志》后，他进行改版，奠定了《东方杂志》在中国传媒界的标志性地位。

1914年的中国，没有哪个媒体会比杜亚泉掌舵的《东方杂志》更关心国际时局，也没有谁会比《东方杂志》看得更准。就在大战爆发前夕的1914年7月1日，《东方杂志》第11卷第1号发表了《美墨之交涉》、《日本政界之风潮》等国际评论，对国际时局加以追踪报道和分析。针对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倡导日英同盟，杂志刊登了《论日英对华同盟》一文，此文仿佛预言，指出欧洲若爆发战争，日本将会参战，同时会损害中国利益。

当时的中国，许多知识分子都认为遥远的欧洲即使爆发战争，也与己无关，可《东方杂志》却准确预见到了战争与中国的关系。也正因此，该杂志将探讨民国以来政治问题的重心从“政治”（立宪）转向了“国家”（主权）。

也是在这期杂志中，杜亚泉发表了《接续主义》一文。他在文中写道：“国家非一时之业”，“截然中断，则国家之基础，必为之动摇。盖旧时之习惯既失，各人之意见纷乘”，无法形成共识。

所谓接续主义，隐含着对将皇权与共和截然对立的革命观念的批判和修正，其真正的动机是维护中国主权。在那之前，也就是满清覆亡、民国初立的两年间，中国主权问题仍然严重，列强在边疆步步紧逼。

关注大战，关注战争对中国之影响

1914年8月1日出版的第11卷第2号《东方杂志》，是一战正式爆发后的第一期。该期特意刊登了奥匈帝国新任皇储及在塞尔维亚遇刺的斐迪南王储夫妇的照片，以及英法海军军舰的照片。用照片追踪战争过程及其人物和事件，在当时中国的刊物中十分少见，但《东方杂志》此后坚持多年。

这期刊物上，杜亚泉以“高劳”之名写了长篇报道，名为《欧洲大战争开始》，详述七月三十一日之前欧洲战争的发展，行文至尾，作者指出：“此次战事，影响于欧亚各国……日本在东方为英之同盟国；苟英德开战，则战事将蔓延于东亚之属地。而日本之助英以攻德，亦不难推测而知。故战讯谣传，香港、青岛、西贡诸港，汲汲于防御之预备。我国列于列强之间，虽无特别之关系，完全居中立之地位，狡焉思启之心，何国无有，其乘机而起，以攫利益取霸权犯中立者，亦安可不为先事之防乎？”

作为“预言帝”，《东方杂志》判断无误，就在二十多天后，即1914年8月27日，日本以承担日英同盟义务、保卫东亚和平相标榜，宣布对德参战，封锁胶州湾，以进攻青岛的名义出兵山东。

在1914年9月1日出版的第11卷第3号《东方杂志》中，头条又是杜亚泉亲自执笔，题为《大战争与中国》，文中提出“今日欧洲各国之大战争，实为百年以来之大变；而其影响于吾中国者，亦将为十年中之小变”，明确地将中国即将发生的变迁放置在欧洲战争这一事件的脉络之中。

他认为，欧洲民族冲突若以某一方全面胜利结束，中国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和空前的压力，他这样假设：如果德奥轴心全面胜利，俄国将无法再欧洲扩张，不得不图谋亚洲，英国则会重视对印度的防护。

荷兰在东南亚有大量殖民地，一旦荷兰被德国吞并，则德属青岛及原荷兰殖民地将会连成一体，德国在东亚势力大增，将凌驾于日英俄法诸国之上。诸国为保持势力平衡，必然会抵制德国，进一步瓜分中国。

如果德奥轴心失败，则英俄法三国在欧洲全无阻滞，将腾出力量在东亚扩张势力。换言之，不管哪一方获胜，都会在东亚扩张势力。

战争改变了《东方杂志》的议题，一战期间的几年里，杂志每期都刊登大量国际政治和军事的分析，关注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和冲突。杜亚泉以“高劳”笔名撰写的《大战争记》，一直延续到1917年7月。

一战引起媒体广泛关注，但百姓却兴趣不大

在中国现代史上同样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公报》，也对一战十分关注。一战爆发后，《大公报》对其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尤其是在讨论中国是否应该参战方面以及中国参战后的情况方面，对战争的报道，几乎占整个报纸内容的一半。

在一战导火索的判断上，《东方杂志》和《大公报》是一致的。《东方杂志》认为“塞尔维亚刺客之戕杀奥国皇储飞蝶南大公，特为战争爆发之导线”，《大公报》则称“斯事原始，人皆知其由于奥太子及其妃之被戕”，“嗣奥匈国政府要求塞国要求政府，惩罚暗杀事件之关系人，并抑压塞民排奥之运动，由奥匈政府派员监督。塞政府拒其要求，于是两国外交断绝，于七月二十八日宣战。”

对于战争爆发的内因，《东方杂志》和《大公报》都直指军备竞赛。东雷在《大公报》上发表《欧洲战事感言》一文，文中提到“近数十年来，欧洲各国，精求军备，扩张军费，制造战舰火器，奖励航空飞艇，彼此竞争，日增月盛，夙夜孳孳不敢稍懈”，《东方杂志》认为，“军备之扩张正所以维持欧洲之平和，盖战斗力愈强，则列强威慑于兵祸而不敢动，所谓武装的平和是也”。

相比国际形势，更关乎切身利益的也许是战争对中国政府的影响。当时，中国远处东亚，不在战场之中，但参战各国在中国多有租借地，并借机争取利益，中国便因此牵涉其中。中国政府于8月6日宣布中立后，《大公报》和《东方杂志》进行了很多相关报道。

《东方杂志》对政府的这一政策表示支持和响应，在1914年9月1日出版的第11卷第3号中，杜亚泉发表文章认为：“吾侪所希望者，则战争之结果，于现状无甚改变，同盟诸国于协约诸国之对抗，依然存在，则在东亚方面，亦必维持现状，无敢发难。吾国近十年中外交状态，固赖列强均势之局，得以维持，无容讳饰，欧洲均势之破坏，其必非吾国之福，不等智者而知。故严正之中立，实为政府于国民共同之意思”。

《大公报》亦在8月7日的报道中写到，“欧西战兴，我国严守中立”，而且，还认识到“中立云者，非片面的，乃双面的，不惟有中立之义务，实且有中立之权利也”。

《大公报》真正担心的是虎视眈眈的日本，希望中国能保持中立，从而不给日本可乘之机。但问题是，中国政府尽管已经宣布了中立，可是交战各国若不能遵守中立条例的规定，那我国该如何对待？

1914年10月1日出版的第11卷第4号《东方杂志》给出的答案是“我国今日之中立，非仅呆立中央之谓也”，“欲保中立，必先谋自立”。

虽然一战热火朝天，但普通老百姓却不甚买账，除了山东一隅的国人感受到战争气氛，也就只有一些工厂在战争初期短期内受到冲击，因外销停滞失去了生计。其他时候国人更关心身边的事，比如白朗，纵横数省的巨寇，各大媒体连篇累牍，国人也争相传看。

除了一战，对于杜亚泉来说，他还关心中国文化与未来。1914年，他发表《个人之改革》一文，文中写道：“吾侪自与西洋社会接触以来，虽不敢谓西洋社会，事事物物，悉胜于吾侪，然比较衡量之余，终觉吾侪之社会间，积五千余年沉淀之渣滓，蒙二十余朝风光之尘埃，症结之所在，迷谬之所丛，不可不有以扩清而扫除之。”

他并不否认传统文化中的痼疾，但在他看来，一个民族的文化之根是不可能也不应完全切断的。他认为，以中国固有文明为主体，统整和融合西洋文化，才是更为正确的选择。这似乎也是一个预言，几年后，他与陈独秀等人论战，被斥为“保守主义者”，也因此湮没于史，长久未得公正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