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平遙：1914年的中国金融 日升昌之殇-尊龙凯时旗舰厅

不过，这一切在1914年10月31日走到终点，这一天，山西省高等审判厅正式裁定，山西票号日升昌破产。这还不是最终结局，在此后的二十年间，全国票号纷纷倒闭或破产，“汇通天下”随之变成一个过去时词汇。

1911—1914年，大批票号倒闭，令人遗憾地和现代银行擦身而过。

日升昌被公认为山西乃至中国最早的票号，但它最初并非是一家金融机构。日升昌的前身是西裕成染料庄，总部设在平遥，并在北京崇文门外设有分部。道光年间，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大量货币流通，西裕成染料庄尝试在京晋两地间开展汇兑业务。在操盘手雷履泰的运筹帷幄下，这个尝试取得巨大成功，1823年，雷履泰将西裕成染料庄正式更名为日升昌票号，专营汇兑。

从道光朝到同治朝的50多年时间里，日升昌各大财东从票号得到的分红超过200万两白银，足以证明它运作完善。众多晋商纷纷效仿，建立自己的票号，并将业务推至全国甚至日本、朝鲜、俄罗斯等地，凭一纸即能汇通天下的操作方式让山西票号获益匪浅。

不过，歌舞升平之后，日升昌很快证明了另一件事：中国民营企业大多会遭到来自官方的垄断式挤压。

受山西票号启发，清政府建立了以户部银行和交通银行为代表的垄断性商业银行，与此同时，各省政府也成立自己的银行，它们凭借代理国库、收存官款等行政职能，将一直由票号承办的跨域汇兑和官款存放业务尽数收回囊中。户部银行还强制要求民间钱庄和票号提高存款利率和降低放款利率，强行将市场的天平拨向自己一边。

在和官办银行的竞争中，日升昌尚能勉力维持；但清朝末年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让它彻底陷入泥沼。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在革命军取得武昌起义的胜利后，长沙、西安、太原、南昌和贵阳等地也先后起义或宣布独立，各地军阀林立，由于清军的反扑、兵变和民兵各派的争夺，中国大城市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不计其数的票号搁浅倒闭。当年11月1日，清军攻陷汉口，破城后大肆焚烧抢掠，市区1/5被毁，城内所有票号被付之一炬。

清军对金融业造成的破坏连袁世凯也供认不讳，汉口事件后，他援引上海商会电说：“官军大肆焚掠，商民受害。”仅三个月后，袁世凯再度策划北京兵变，清军在两天之内将北京城内大栅栏、西单、前门大街等区域的商户尽数抢劫一空并焚毁，造成自八国联军入侵以后的最大破坏，而被抢商户中，“以票号、银铺、当铺为甚”（出自《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北京兵乱很快波及全国各地，日升昌、天成亨、蔚丰厚等12家票号联合出具行业报告，它们在北京、汉口、成都等8个城市的兵乱中，被抢去160余万两白银。而当时，全国26家大型民间票号在各地共设有222个分支机构，总存款为2500万余两，放款却达到3100万余量，兵荒马乱之下，没有票号敢再继续放款，甚至连客户的提款业务也一并取消。票号的这一举措激怒了存款人，各大票号开始出现挤兑潮，无法应付挤兑的票号只能选择破产倒闭，部分票号的负责人卷款潜逃。至1914年5月，北京的20余家票号尚存16家，但只有5家开门营业，票号在中国的式微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当年10月31日，日升昌被裁定破产，中国近代金融史以悲凉的方式翻页了。

在缺乏市场土壤的同时，票号自身也没有股份制度和有限责任的概念，无法抵御市场变化和时局之乱。

《大公报》在分析日升昌倒闭原因时总结，日升昌的业务中心在南而不在北，导致它在两次武装革命中均受到很大影响。此外，革命后，各省发行纸币，而日升昌缺乏现金，不得已调运白银导致大量亏损，同时，它在外资银行还有大笔欠款未还。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以日升昌为代表的山西票号都有一个相同的主营业务——给各地政府财政和军需提供信贷支持。但辛亥革命后，战乱不断，信贷再也无法收回，损失惨重。战争和革命带来的风波让很多票号难逃悲惨命运，山西省共有22家票号，除资本雄厚的大德通、三晋源等四家票号能拿出足够现款应付挤兑风潮外，其余的都无一例外地破产了。

时局动荡固然让商业无法兴旺，但票号之殇也不能全然归咎于金融垄断和战乱之害。日升昌一度辉煌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也阻滞了它向现代股份银行制度的转变。总经理雷履泰曾因为管理权的问题和财东发生过激烈争执，另立门户。放到今天，这就是职业经理人和董事会之争，日升昌一直未能解决这一问题，间接促成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一批新兴竞争对手脱颖而出。

世界上最早的股份银行是1694年成立的英格兰银行，到19世纪初，现代银行制度已经在西方社会建立完成，规模巨大的股份制银行成为西方银行的主要形式。西方社会中政教之争和诸侯割据导致契约关系稳定，给商业机构和金融业提供了稳定宽松的环境，而中国的钱庄和票号始终没有独立自发成长的空间。事实上，山西票号曾经创立过十分严谨的管理模式，从密押制度到总分号报告制度以及总号独立出票制度都显现过现代银行的雏形，但这不足以让日升昌和它的同伴跟上时代。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经历工业革命，大的资本积累没有市场需求，换言之，没有企业需要向票号借巨款以图发展，只有政府向票号融资，把钱用在非商业领域。在缺乏市场土壤的同时，票号自身也没有股份制度和有限责任的概念，无法抵御市场变化和时局之乱，当革命的号角吹响，改朝换代的时候到来，票号的命运已经不由自己做主。

破产后半年，即1915年3月21日，日升昌被批准暂免破产执行，这让中国第一票号有了喘息之际。但它再也没有恢复元气，甚至因为规模缩小而无法保住“票号”称谓，只能以“钱庄”自居。1946年，日升昌结业，就此完成历史使命，它唯一留下的，是位于平遥的古宅和“日升昌记”的牌匾。在中国走向共和的道路上，没有票号能够走到最后。 (文/胡尧熙)

1912-1921年中国对外贸易状况（单位：百万海关两）

年份 进口额 出口额 入超额

1912 472 371 102

1913 570 403 167

1914 569 356 213

1915 454 419 35

1916 516 482 34

1917 550 463 87

1918 555 486 69

1919 647 631 16

1920 762 542 220

1921 906 601 305

（资料来源：经济史试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