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部历史剧爆款，我押他-尊龙凯时旗舰厅

舟车劳顿一个多月后，马伯庸感到有些疲惫。

2月中旬开始，这位创作力旺盛的历史作家带着新书《大医》《长安的荔枝》开启了他的全国签售之旅，足迹遍及上海、苏州、南宁、广州、福州等十余个城市，另一边还在微博上连载着最新作品，写一位汉代小吏出使南越时的种种见闻、经历。

广州签售期间，马伯庸接受了新周刊记者的专访。得益于坚持运动，这个喜欢自谦的“老实的胖子”已经精瘦了很多，曾经困扰他的失眠问题得到了较大改善，因感染新冠而一度暂停的日常跑步也恢复了，在接受采访的当天早上，他还沿着广州南沙的江边一路跑了5公里。

一边跑，马伯庸一边畅想，当年这里外联大海，内通狮子洋，可以绕过虎门炮台直达广州城……“林则徐说不定也在这段路跑过”。

“不好，这老小子要跑”

“‘陨石遁’之后，又来‘签售遁’？”

大概是赶上由《显微镜下的大明》改编的网剧热播，马伯庸的签售比预想中还要火爆许多，每到一处都有千余名热情高涨的读者，讲座、签售、互动一整套流程下来，马伯庸只感到“手咽俱废、红蓝双空，回到酒店只能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回血”，弱小、无助又可怜的作家，不得不暂时停更了他新开的“坑”。

被全网催更的《食南之徒》，是以西汉时期南越国为背景的短篇小说，也是马伯庸近年来推崇的“在历史缝隙中寻找可能性”的一种尝试，作为主角的汉使唐蒙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南越和夜郎的覆灭都与他有关，故事灵感则来源于参观博物馆时的经历。

每次到广州，马伯庸都会参观南越王博物院，这座依托南越文王墓和南越宫署遗址等考古遗存建立起来的考古遗址类博物馆，是展现西汉时期岭南地区社会文化的一枚珍贵切片。

“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对南越国并不了解，回来后借这个机会去阅读《史记》，了解赵佗、赵眜的生平以及当时南越国的一些风土人情，以此为基础，第二次再去我就重点关注南越王宫里面的这种秦汉建筑的风格，包括宫舍、园林、水井，以及当时的树木植被、瓜果梨桃……”

每去一遍，马伯庸脑海中的南越国就愈加丰满，“参观了五六次之后，当我的积累足够多了，灵感会顺理成章地迸发出来，并以此为题材写一个东西。”

在他看来，写作素材不会凭空产生，往往来自于生活与阅读经验，“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并不仅限于文字本身，还是要站在当年古人曾经到过的地方，看到古人曾经看过的风景、用过的物件，才能够有一种现场感”。

回过头来，马伯庸也把这种沉浸体验回馈在了作品中，从方言、衣食住行、社会习俗等方面呈现地域特色，无论是《食南之徒》中的岭南风味，还是《两京十五日》中的大运河沿岸风情，抑或《长安十二时辰》对于唐长安城里坊制度的刻画，背后都离不开作家对于各地风土人情的洞察。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我不是去写这一段才专门去走访，正好相反，是每到一个地方之后一定要把当地的东西研究透了，那么有可能在未来几年之后，它会突然成为写作的灵感。”

长久以来，马伯庸出远门时都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到一处就在手机地图中查看附近的地名，然后探究它为什么叫这个地名、命名时是出于什么样的契机。

六年前，马伯庸在广州路过一条叫作“寺贝通津”的狭长街道，他被这个奇特的地名所吸引，了解一番后才发现——津当然是码头，但这个寺还不是传统的寺庙，而是一个教堂，教堂背后有条小路通往珠江码头，所以叫寺贝通津。

这个有故事的地名，目前还没找到机会写进书里，但马伯庸认为，这种好奇与追寻本身，就构成了人们对于城市的感情。

同样不带有目的性的兴趣，还有读书。

马伯庸的阅读方式像打猎，他不爱被网络大数据“猜你喜欢”，更偏好去传统书店“捡漏”一些冷门好书。

他最近喜欢上看桂阳铁矿的档案合集，透过一份份档案看到整个湖南乃至整个古代中国的金属冶炼发展史对于当地官制、军队建设甚至文化审美的影响，这种以小见大的角度尤其让马伯庸着迷，而这正是他口中“随机的乐趣”的意义所在——未来也许会用到，但是不以写书为目的去查这些资料。

这种无心插柳的积累也迎来了厚积薄发。写《长安的荔枝》时，由于对唐代历史地理、衣食住行乃至官制方面的知识储备已经非常纯熟，马伯庸唯一需要花时间检索的是荔枝本身的种植方式与生长特性，写作也难得地进入心流状态，“灵感喷薄的速度比打字还要快”，前后总共用了11天就写完了这本7万字的小说。

另一部一气呵成的连载是《太白金星有点烦》，这本以太白金星李长庚为主角展开的“神仙工作流水账”，创作于新书《大医》交稿后。完成严肃恢弘的长篇后再写一部轻松愉快的短篇，是马伯庸独特的调节心情和创作节奏的方式，类似运动后的拉伸。

前后一个多月，马伯庸洋洋洒洒写了10万字，疲惫一扫而空。完结后，他本想精修一下连载时略显粗糙的文本，又因为担心失去原本的风味而作罢。

作品出版、再版时，马伯庸也会对其进行修订，但往往只局限于错字、语病或者历史考据上的讹误，那些文学性的表达他尽量不去改动，“我一直认为这种粗糙的澎湃要好过严谨的平淡。当你把一本书写得四平八稳，没有任何破绽的时候，文字本身承载的情绪可能就消失掉了，所以我有时候宁可让它糙一点。”

马伯庸很珍视创作时激情澎湃的感觉，他的作品多为兴起而写，有些没能兴尽而终，就成了一个个“坑”。成名多年，江湖上还一直流传着他“陨石遁”的传说，加上至今仍在被全网催更的《扶苏奔鲁》，有不少读者开始为连载中的《食南之徒》捏一把汗。

但马伯庸表示这次自己一定会完结，“我的写作主要由兴趣驱动，之前会有很多坑放在那没有填，但现在我至少会保有一个职业作家的操守，最近开的作品肯定会把它写完的。”

很难说清楚马伯庸算哪里人，这个80后作家生于内蒙古赤峰，长在广西桂林，在上海和新西兰都读过书，成为全职作家之前，还在北京一家知名外企工作了长达十年。

2015年6月底，马伯庸发文宣布辞职，文中写道“我已经三十五岁了，也想尝试一下自由散漫的生活”，不过，他至今依旧保持着朝九晚五的上班节奏，早上7点多送孩子上学后在工作室开始工作，下午5点后回家，他的上下班界限明显，晚上再有灵感也不碰电脑，在家尽量只读书、玩游戏、陪孩子。

全职写作近八年，许多读者见证了马伯庸在互联网上声量的提高。这期间，他写出了《长安十二时辰》《显微镜下的大明》《两京十五日》等备受好评的长篇，多部作品已完成或即将进行影视化改编，有人戏称内娱正在迎来“马伯庸宇宙”。

不同时期入坑的读者，对于他作品的印象也大不相同。某种程度上来看，马伯庸算是“杨过式作者”，早期文风轻灵诡谲、出其不意，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开始重剑无锋、大巧不工，由虚构作品转向严谨的历史考据。

在两种风格中随意切换的马伯庸并不认为自己是天才作家，他把自己的成长形容为“勤能补拙”，“我的作品有一个逐渐进化的过程，一开始是纯粹追求好玩，写的是比较小众、休闲的作品，后面不断写作积累经验，迭代成长。”

前段时间，马伯庸被读者称赞很会“抠史”，能够“在史缝中抠出好多故事”，这种画风清奇的表述让他上了热搜。事实上，这正是马伯庸近年来的创作思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在历史的缝隙中寻找空间，然后以现代视角去诠释。

在马伯庸看来，写作并不是一个迎合读者的过程，而是一个找朋友的过程。

“写作实际上是要诚实地展现出自己的内心、三观和趣味，吸引和你志趣相投的读者过来，在这个过程如果你喜欢我的书，那么咱们俩肯定能成为朋友，如果你不喜欢，ok，我们就相忘于江湖。”

几年前参观三国志特展时，曹氏家族墓地出土的一块“苍天乃死”砖给马伯庸留下了深刻印象。

东汉末年，负责烧砖的工匠把自己的愤懑刻在了砖上，尘封近两千年后面世，人们依旧能够感受到这份震撼，“所以说后面黄巾起义为什么一呼百应？实际上从这块砖上我们就能看出来，东汉灭亡、三国分立不是因为曹操刘备这些人搞出来的乱世，而是因为有了这么多想要反抗、要跟压迫者同归于尽的这些普通人。”

小人物才是驱动大历史真正的动力，马伯庸也将这份沉甸甸的感悟融进了作品中。

当然，深处历史洪流中，小人物往往伴随着无力感，我们改变不了潮水的方向，但可以留下自己的记录。

“我在写作时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几乎找不到普通人自己留下的文字，只能从蛛丝马迹里探寻，比如那位砖匠在砖头上写的几行字，或者民国一位医生日记的残本，这些东西都成为我们去了解那个时代的一条非常狭窄的缝隙，我们只能从缝隙里去推测、去挖掘、去想象那个时代到底是什么样。我忍不住在想，如果他们愿意多写一点，是不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这些小人物的经历会更多？”

马伯庸相信，每一个普通人将自己的见闻诚实地记录下来，往小处说是对抗、消解无力感的一种尝试，往大处说，甚至会成为后世研究相关史料的一把关键性的钥匙。

2017年，马伯庸参观了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院史馆，每一件看似普通的展品都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缩影，作为华山医院前身的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深度参与了民国医疗史的每一次大事件。

在那个时代，中国曾多次面临深重的公共健康危机，幸而有多位医生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写作期间，疫情下的种种见闻让马伯庸的感触更深，于是，就有了《大医》这部作品。

在这本书中，有一段提纲挈领的话——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这是“药王”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的一段开卷语，其精神内核与后世学医必背的希波克拉底誓言遥相呼应。

这段话作为主旨，在《大医》中被医生们多次吟诵，他们的国籍、年龄、性别、专科不同，面临的情境也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同样地秉承着“苍生大医”的精神，运用专业医学知识拯救万民于水火。

马伯庸也坦言，创作《大医》其实是想借医疗视角，去回顾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大医》所探讨的最核心的问题，是“中国去往何方”。

主角之一的方三响，代表着底层贫苦大众，他曾在年少时目睹日俄交战导致自己家乡几乎全村覆灭，长大后又见到德国、日本在青岛地界上横行，对此他不禁发出愤怒的质问：“为什么明明是我们的土地，却是不相干的人在争抢？为什么遭受苦难的，却是我们？”

书中，被质问的德国牧师给出了回答，“你的问题，我不知道答案，但我想如果足够多的人产生了这个疑问，答案自然会浮现出来”。

后来，马伯庸让方三响在延安找到了答案。回过头来，我们每个人都早已生活在答案中。

 马伯庸 ：设置这三个人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们刚好代表了当时中国医生的三种主要来源。

清末民初的中国，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备的现代医学生训练体系，那么早期的医生从哪里来？一方面，需要招收一些寒门子弟做约定生，提供免费培训，但毕业之后要为医院工作，通过这种方式，来保证有源源不断的医生与护士的后备力量；另外一种是吸纳有海外经历的年轻人，他们在语言上有优势，而且对于西方文化与现代科学的接受程度也比较高；此外，还有一些已经有了觉醒意识、先进意识的富家子弟，他们不用为生计发愁，有选择职业的余地，其中就有一些人会选择去走这条路。

所以，以小见大，透过三个主角，我们能够看到构成早期医生的不同来源。

新周刊 ：《大医》的《破晓篇》从1904年开始，《日出篇》到1950年结束，要讲述将近半个世纪风云变幻、人事代谢并不容易，你在创作过程中曾经遇到过什么样的挫折或者挑战？

马伯庸 ：写时间跨度这么长的小说，我也是第一次尝试。

1904年到1950年期间发生了许多大事，难点在于要把握住每一个时代的关键节点，因为你不可能面面俱到地把每一年都写出来，那么就要有所裁剪、有所选择，为什么要写这一年的事？为什么把其他的事件忽略掉？

这些从小说的结构上、戏剧性上和人物的成长弧线上都要有一些考虑，但近现代史上的重大重要事件和节点，实在很多。所以在我看来最大的难题就在于该如何“做减法”，有些东西实在舍不得删，但又不得不删。

《大医》全书有80万字，很多人觉得怎么会这么长？但这已经是我精简再精简后的版本，如果真要放开写的话，可能100万字甚至120万字都打不住，那就太长了。

新周刊 ：有哪些案例是资料已经查得非常详尽，但是最终没有收录在成书里面的？

马伯庸 ：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抗战开始之后，有一个叫林可胜的人——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但他其实是中国红十字会史上一个很关键的人物——他把当时中国所有的医疗力量全部做了一次统合，分别编成了100多支医疗救援队。这些救援队为全国各个战区做了编号，做对口支援。这里面，不同的医疗队都有各自的故事，其中有两支还专门去了延安，为革命做了大量的工作。

像这个故事，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题材，这是第一次把当时几十年来积累的医疗力量集合在一起，做全国体量的救援和支持。但因为它涉及的面太广、内容太多，所以在书里我只是稍微提了一下，没能展开叙事。

新周刊 ：你作品中会有一些小角色，戏份可能不多，但塑造得十分鲜活，比如《古董局中局》里的“图书馆”、《大医》里面的曹主任。这类角色的诞生是依靠生活中的观察，还是完全原创的？

马伯庸 ：没有一个角色是能够完全原创的，它一定是来源于生活的观察。但这种观察，又并不只是说观察身边的人，其实还可以观察历史人物。

我读史书的时候会从人性的角度去读，把历史人物当一个正常的、有血有肉的人去读。比如读鸿门宴，我们现在看到项羽，就觉得是一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形象，“他竟然把刘邦给放了？”

但如果我们代入到他所接收到的信息，你会发现，他并不知道刘邦后面会得天下。鸿门宴的时候，项羽大概26岁，而刘邦已经五十多了。如果换成是我们26岁走上巅峰，已经是全国最厉害的人了，面前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出身也不高，畏畏缩缩地趴在那，其实你并不会有很强烈的杀掉他的欲望，“你根本配不上我出刀”。

从项羽这个角度来说，放掉刘邦当然是失误，但是他这个决定背后，又有可以理解的缘由。按这种方法读历史，读得多了之后就会发现，其实历史背后都是一个个鲜活的小人物，史书只是把他们的一个侧面记载下来而已。

新周刊 ：每个写作的人内心都有自己师承，写历史小说的人，可能同时有文学和史学上的师承。对你影响比较大的作者和学者有哪些？

马伯庸 ：有很多。文学上，我从小爱看茨威格、弗·福赛斯的作品，还有中国的徐兴业、姚雪垠先生，日本的井上靖，他们对于大历史的描摹、对于大历史观的刻画，让我心生仰慕之心。

历史方面就更多了，当年看顾诚先生的《南明史》，看得我简直是痛不欲生；还有田中芳树写的《银河英雄传说》，他反复强调的是一种历史的参与感，这种后世历史学家对于过往年代的描写，其实也奠定了我对于大时代描写的底色。包括小时候听的评书、看的电视剧，也都会对我的兴趣方向产生深刻的影响。

再包括现在我看的历史学论文，里面许多专业学者的学术成果也会被我化用到小说中去。拿《大医》来说，我从开始创作就一直和苏州大学的池子华老师保持密切联系，他是研究红十字会史的专家，我从他那汲取了很多素材，写完之后，我也请他帮我做了一次严格的审查，尽量保证书中涉及的历史细节是精准的。

新周刊 ：我们一直以来有个观察，当然也可能是一种刻板印象——很多人对于中国历史的兴趣其实是有所偏颇的，人们更喜欢国力强盛的朝代及那时的统治者，比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到了近现代，因为它涉及到许多屈辱的历史记忆，很多人是有一点逃避的心态在，不想去了解、触及这块伤痛。而《大医》的时代背景是清末民初，结果很受欢迎，口碑与销量都非常好。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年代的故事也是非常有兴趣的，只是一直缺乏好的作品。

马伯庸 ：我个人对于朝代或者历史时期的喜好，不取决于它是否强盛，而在于它是否能展现出足够的复杂性。比如说我很喜欢明代，并非因为它是大一统王朝，而是因为明代恰好是古典王朝的巅峰，同时已经开始有一些西方因素进来了，即明代其实已经一定程度上加入到全球化的节奏里面去了。

另外，明代的市井文化开始兴起，所衍生出的这种市民小说、通俗小说，包括一些戏剧和后世很熟悉的城市居民风格的文化现象，也都开始陆陆续续出现了。所以说，明代本身给我们展现出了一个非常丰富的维度。

至于说清末民初，它确实是一个很屈辱的时期，中国那个时候处于弱势，一直被欺负、被蹂躏，但恰好是这个时期能够激发我们去思考——为什么会这样，接下来该怎么办？探讨这两个问题本身的意义，其实比小说本身的戏剧性更重要。

新周刊 ：前段时间《显微镜下的大明》播出，你第一次担任了编剧，将历史非虚构作品影视化，你觉得难在哪里？之前《长安十二时辰》那么火，你觉得是哪里做对了？

马伯庸 ：非虚构作品转换成影视作品，最大的难点在于它的戏剧性。因为真实的历史事件，并不是按照我们的想象去发展的，可能走着走着它突然就断掉了，没有下文了，这在戏剧上是不够完整的。

此外，非虚构作品里面有很多叙述性的文字，它可能会叙述一个人的一生，当转换成视觉和听觉表达，它就需要去添加大量的细节和桥段。这个转换过程其实非常艰难，因为你既要保证它有戏剧性，同时又要维持作品本身的历史丰满度和质感，这个平衡是很难把握的。

《长安十二时辰》的影视改编，我觉得最厉害的一点在于曹盾导演在美学上整个构建起了一个新时代的盛唐美学的体系，让大家觉得耳目一新，视觉感上非常憧憬。

新周刊 ：近几年来，疫情、战争、名人去世，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似乎发生了很大改变，以至于很多人会说“活着就是在见证历史”，你有同感吗？

马伯庸 ：其实我们自古以来一直都在见证历史，只不过现在资讯过于发达了，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事情。

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我在写《大医》时大量读《申报》，读到9·18事变之后的一两天，当时整个报纸上只有非常小的一块文字报道，说东北发生了一次冲突——还不叫“事变”，叫“冲突”。

那条报道，大意是中日双方现在很克制地开始谈判了，国联也已经介入进行调查，用了一个词叫“和平可期”，然后其他的版面上大家该跳舞的跳舞、该看电影的看电影，还是那些家长里短的内容，没有人意识到历史车轮在转动，中国正在缓缓地迈向一个近现代以来的至暗时刻。

历史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这点，当你有足够的参与感去看待这些新闻的时候，你也未必能够看得准，即使这个事情已经报道了，大家也意识不到这是大事，反而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情，在当时会认为是大事。比如你觉得近几年的英国脱欧、日本首相遇刺是大事件，其实它很快又被另外的热搜给覆盖掉了，甚至可能都不如一个北美小浣熊偷垃圾的短视频在网上传播得快。

所以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接收到的信息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大量无用的或者无关紧要的信息，会把真正关键性的东西湮没掉。

新周刊 ：替读者们问一个问题，停更四年多的《扶苏奔鲁》还会继续写吗？

马伯庸 ：会写的，其实一直以来它的框架还放在那，只是还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去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