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的边上
最近一次见吕楠,是三月份他从北京来上海,办完事情,临赴机场还有几个小时,特来看我们一眼。听说办公室在53楼,他抬头望望耸立的大厦,说:“嗬!我还没到过那么高的楼呢。”高速电梯里,他数次盯着显示楼层的电子牌,一副紧张的样子,耳鸣声中我隐约听见他问了句:还没到啊?当他走出电梯,走进写字楼空间,走至窗口,看见的是奇幻绵延的城市森林的时候,他倒退两步,转身在狭小的空间里就近找了个座位坐下,但他始终手足无措。他终于想到,楼下也许有一家书店,便迅速告退。吕楠的理由很快被我识破。他是一个不愿给人添麻烦的人。陪他在楼下咖啡馆坐,让他评论摄影家的画册,他突然就变得镇定,语言有致。我跟他开玩笑说,是不是在大山里待久了,见到这样的“异象”就局促不安。
吕楠的工作室在昆明,关于设在昆明,他曾回答说因为那里的气候好,利于洗放和存档照片。他在租来的工作室里工作多年,没有买房,被“恩师”阮义忠先生戳穿,因为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摄影器材了。阮先生因此每逢见面必教育他如何储蓄。他们的交往有近二十年。据阮先生说,在吕楠拍摄《中国的天主教》、《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期间,经常深入乡间山野,但他总会在出发前写封信寄到台北,大意是:要去哪儿了,计划是什么,大约去多久。阮先生因此替他担着心,一阵子听说他回来了就又安下心。
吕楠1989年开始拍摄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1992年开始拍摄中国的天主教,1996年开始拍摄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2004年年底,吕楠在给阮先生的信里交代“作业”,告知他在全力编辑的第三部作品将定名为《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言辞中充满了自信:“这部作品与前两部相比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退步了,二是原地踏步,三是又往前迈进了一步。到底是哪一种情况,以及这部作品呈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都请拭目以待。”
去年年底生活艺术季,吕楠的《缅北监狱》作为摄影特展,他受邀到北京布展。当他发现照片悬挂的次序不妥,开始征询在场的我们五位同事每一位的意见,直到这些意见都得到了解决。于是第一次见到吕楠的同事,惊讶于吕楠的朴素、谦和。开幕当天,所有的主角站上台的时候,唯他“缺席”。其实他隐匿在角落,比任何人都专注的听讲座,听别人说话,这判断来自他事后的评论——那不可能是随意而发的感慨。他一直叮嘱我们,就让他成为一个“隐形人”。更决绝的例子,发生在2008年他在广东美术馆足有4个展厅、225件作品的个展上,唯一的主角却成为研讨会上的“传说”——参与讨论的大部分人从未见过吕楠,而此刻的吕楠正混同观众坐在最后一排,听着嘉宾们自如评价一个“不在场”的作者的作品。够特别的,展览进行得轰轰烈烈,人们却找不到道贺的对象,甚至道贺对象的模样也只凭想象。
因此,我真是强人所难,曾为了得到他的一张肖像照片,请他的朋友肖全前往昆明获取,而在拍摄到了最后,却被他夺去了相机,并一张张删除。
吕楠当然是一个谨慎认真的人。然而他给我最强烈的印象却不在于此。在听说他拍完《缅北监狱》而照片尚在整理时,我们又经过了长达一年的磨合才敲定了首刊权。采访进行顺利,他谈及如何进入监狱,以及在监狱里如何让犯人们信任他,那些答案,用一句话说就是“心里有他人”——“他们刚刚被抓住的时候,我将手机借给他们所有人,向家人报信。因为监狱不提供燃料,犯人用塑料袋、包装盒和自己的衣服烧火做饭,严重的空气污染,使每个人都咳嗽。我每天进出监狱,随身带着药,医治他们的拉肚子、胃痛和咳嗽。跟这些人相处,他们感受到你一视同仁,不管是对拍摄的人和不拍摄的人,你都一样得尊重。当时这位女犯
人提着水桶要去树林洗澡,我下意识地问了句:我能跟着去吗?她说:可以啊。说起来这是
容易得不能再容易,又难得不能再难的工作。活着,就是对他人有用。赶上这刻,我对他们有用。妄图逃避关系而获至作用——不劳而获,可能吗?只有我们对他人有用,他人才会对我们有用。这是个法则。”
从吕楠这里,我得到了一句受用的箴言:爱不是拥有,爱是践行。
虽然吕楠总是朴素一身,戴着帽子,背个挎包,没有随身携带相机的习惯——他只在确定题材之后才动手拍摄——这样走在路上他是绝对不会被指认为摄影师的。但与他偶识,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第一印象。
那是2007年,在昆明。我和安哥一起做一本关于云南知青的别册。安哥电话召集了“地头王”冬瓜和吕楠。我记得那天是7月18日,因为安哥、冬瓜和我坐在房间里一边聊天一边等吕楠时,忽听一个声音先于虚掩的门推开前飘然入耳:“718号房啊!哈哈,安哥!你这房号好!今天是7月18号啊!”说着吕楠就一脸笑容地出现了,看到陌生的我,顿了一下,迅即跑去拥抱了久未见面的安哥。有趣的情节出现在晚饭,地道的云南菜上齐,问:喝酒吧?吕楠:“好!”大家略显意外地看向他,他低了下头,简单吐出:“……今天是我的生日。”众人愣了一两秒,开始欢呼:喝酒!
巨蟹座吕楠,被我牢记着他的生日,在每年的这天发短信祝福他。因为我会不经意地惦起那一晚,吕楠举杯邀酒时流露出的小小的感激和欣喜。
他是一个孤独的人。但他说,他并不孤单。
他的交流,或许来自马丁·布伯们。他看书的习惯,让我在听闻之后汗颜不已——准确说是连汗颜的资格也没有。
问:你读得最多的书是什么?有多少遍?
答:马丁·布伯的《我与你》。超过千遍。
又问:从哪年开始?影响是什么?
答:1989年开始。当我看一百遍时,我可以喋喋不休地谈论它;当我看一千遍后我就一句也说不出来了。它已融到我的血液里了。
再问:你遇到过和你一样对一本书看一千遍的人吗?并且不去谈论它?
答: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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