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 -尊龙凯时旗舰厅

“我不在江湖，但江湖中有我的传说。”

10月，蛰伏十年的导演田壮壮开始筹备电影《树王》的消息，被媒体解读为“重返江湖”。他用上述这句话概括自己沉寂的这十年，同时自嘲：“我又回江湖了，是吧？这武功全废了回来了。”

江湖传说这句话最早出自导演陈凯歌之口。2005年，《新周刊》采访彼时刚推出电影《无极》的陈凯歌，记者问了陈凯歌一个问题：“如果说电影圈是一个江湖，你觉得自己是哪一个派别？”陈凯歌表示自己没有江湖心，所以并不算一个“在江湖”的人。但是，“就我这样一个不在江湖上的人，江湖有传说。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不能说我人不在江湖，我还是在江湖”。

电影圈当然算是一个江湖，由此类推，互联网是江湖，文学圈是江湖（还记得韩寒说的那句“什么坛到最后都是祭坛，什么圈到最后都是花圈”么），学术圈是江湖，饮食界是江湖，股市是江湖，职场是江湖，各种小圈子也可以视为一个个小江湖……人人都想成为自己江湖的“大侠”。

江湖的多义性

江湖到底是什么？

徐克电影《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中，西班牙人古烈问锦衣卫凌风什么是武林，凌风回答：“武林就是江湖。”古烈追问什么是江湖，凌风不胜其烦，给出一个敷衍的答案：“江湖就是我们武林人士出出入入的地方。”西班牙人被这个逻辑绕晕了，吐槽道：“你们自己都说不清江湖是什么……”

研究中国游民文化的学者王学泰认为，“江湖”有三重不同的含义。

第一，大自然中的江湖。江、湖并用而成为一个词语，是庄子的贡献。据统计，《庄子》中有七处出现“江湖”，最著名的表述，自然是那句“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九州之内江河纵横，湖泊遍地，因而我们也经常用江湖泛指四方。

第二，文人士大夫的江湖。虽然庄子用的是江、湖的本意，但同时他也给“江湖”赋予了文化美感——一种对精神自由的向往。江湖广阔浩渺，与热闹繁华、名利所在的朝市恰成对立，于是江湖就变成了文人士大夫逃避名利的隐居之所。对他们来说，“江湖”也许在山林，也许在田野，也许在江河湖海，但更多的还是自己早已营造好的小小园林。主动隐遁江湖，是为追寻自由（如陶渊明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被动沦落江湖，则是一种无奈（如范仲淹的“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第三，游民的江湖，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认知的江湖。它充满了刀光剑影、阴谋诡计和你死我活的斗争，《水浒传》第二十八回，武松杀嫂后被两名公差押送前往孟州牢城，途中在十字坡遇到黑店老板张青、孙二娘。武松与张青夫妇不打不相识，边喝酒边谈论“江湖上好汉的勾当，却是杀人放火的事”，押送武松的两个公差“惊得呆了，只是下拜”。

王学泰认为，这种“江湖”最早出现在南宋及南宋以后的“水浒”系列和《水浒传》中，“明确地把江湖看成是江湖好汉杀人放火、争夺利益的地方，应该说是始自《水浒传》”。《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不仅创造了“江湖”（“水浒”的本意就是江湖）的新概念，还提供了与此相关的一系列话语：“好汉”“聚义”“义气”“逼上梁山”“替天行道”“不义之财，取之无碍”“仗义疏财，扶危济困”“论秤分金银，一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等等。

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指的是有人、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再加上一套互相认可的行事准则甚至语言系统（“黑话”），就构成了一个场域、一个社会，这就是“江湖”。“市井、乡村、道路湖海都可以是江湖，也都可以不是江湖，关键在于它是不是江湖人活动的场所。”（王学泰语）

也有学者认为，“江湖”就是前近代式（注意，不一定就是前近代时期）家族以外的社会空间，并不专为游民阶层和秘密社会所有，举凡普通百姓，乃至下层士大夫、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要涉身“江湖”。

作家阿城在短篇小说《江湖》里写到这样一个情节：重孙子给已经九十多岁的孙成久读台湾、香港的武侠小说，读得多了，就说自己想做个江湖上的英雄。孙成久回答：“武侠里有个屁的江湖。早年听人念说《红楼梦》，里面有个凤姐，就是在个王府里，倒是懂江湖的，算得上是个江湖英雄吧。江湖是什么？江湖是人情世故，能应对就不易，更别说什么懂全了。打？那是土匪。”

江湖是一种方法论

借鉴日本历史学家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的说法，我们可以说，“江湖”是一种方法论。

南京大学教授李恭忠认为，“江湖”作为一个独特的视窗，在中西学者熟悉的“儒教中国”“帝制中国”“乡土中国”等局部意象之外，提供了一个关于传统中国的整合性框架，即“江湖中国”。

李恭忠对江湖的定义是：“江湖”是熟人社会以外非熟人、非透明、乏规则的互动空间。首先，在江湖这一跨乡土层面的人际互动空间里，形形色色的行为主体相互交叉、汇集，组成了一个陌生人的世界——这就是“非熟人”；其次，交往主体彼此并不熟识，相互之间展现的只是一个有限的侧面，甚至有意以“假面”示人，掩饰了真实身份、真实意图——这就是“非透明”；再次，在这种开放的、流动的交互空间里，虽然遵循“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基本原则，但对于“利”，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理解。在缺乏统一、清晰、制度化的基本规则以及维护这套基本规则的体制性力量的情况下，不同层次或不同主体的“利害”冲突，很容易走向你死我活的竞争和对抗，最终只能诉诸最原始的手段——暴力——这就是“乏规则”。

在李恭忠看来，“江湖”不仅仅是中国人所身处的瞬时性社会互动空间，在历史的变迁过程中，它还积淀为一种历时性的文化传统，超越了单一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可以跨越时空环境而传承、传播，并且反复得到“激活”。

这就是“侠客梦”能打动一代又一代人的原因。江湖的最大魅力就是挑战秩序，张扬人性，江湖中人也就是侠客（或曰游侠，或曰好汉）经过评书、传奇、武侠小说乃至影视剧的演绎和渲染，成为自由、浪漫、仁义、慷慨、潇洒的化身。只要你不满平庸的生活，追求不平凡的人生或更有意义的生活，你就会对江湖那个自由的世界心向往之。

作家绿妖把短篇小说《硬蛹》的背景设置在上世纪90年代的北方小城。少女黄玲玲每天半夜用自己的土办法练轻功，在她看来，“武功是另一个世界，它是画在现实世界上的虚空的辅助线，它是无限。靠我们的智慧无法理解，只能相信”。与其说她想成为武林高手，还不如说她想借助练功，暂时脱离苦闷的现实世界。

侠之终结

“你想想，就算你报了这个仇，那之后呢？就算法律没找到你，也是一样，那之后呢？这个年代，你一身武艺又上哪儿去施展？现在连你们的镖行都没有了，你还能干什么？天桥卖技？去给遗老做护院？给新贵做打手？……跟我们去美国走一走吧，出去看看世界……我告诉你，这个世界很大，大过你们武林，大过你们中国……去看看，这不也是你们老说的跑江湖吗？”

在张北海的小说《侠隐》中，马凯医生救了在灭门惨案中幸存的李天然，并劝他放下那套“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江湖规矩，离开中国，去看看世界。“侠隐”里的“隐”，一方面指像李天然这样的侠士“大隐隐于市”，一方面也可以解读为“侠之终结”。

“侠之终结”是必然的，因为时代变了，“枪炮取代了弓箭，法律取代了道德正义”（张北海语）。所以在小说中，蓝青峰感慨道：“我都不敢相信今天还有你们这种人……你大概是最后一批了……”

著有《江湖中国》的学者于阳认为，江湖社会并非农业宗族社会，更不是现代法治社会，这种看上去“不古不今”的社会，是古典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过渡产物。写有《江湖，中国社会的真相》一文的学者蔡永飞更进一步，认为“江湖观念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不利于建立一个健康的良性运行的社会秩序，是中国文化中的最大糟粕之一”。

“任何社会的发展进步都必须以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为前提，都必须建立有合作有竞争的规范秩序，我们要发展的市场经济更是一种规则经济、法制经济，因为市场经济要求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进行最广泛深入的交往，并在交往中形成最广大的人群的共同利益所需要的、所有的人都必须遵守的规则，它和江湖观念、江湖方式无疑是尖锐对立的。”蔡永飞写道。

张北海也说，“侠”也要走向现代化。小说里的李天然虽然不是出于自觉，但他还是学会了使用手枪这一现代武器，而不是靠拳头解决问题。“西方创作早已将这类故事人物带入20世纪，我觉得中国不能永远生存在一个遥远的过去，一个虚无缥缈的世界。应该有人设法将‘侠’置放在现代社会。”张北海说道。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江湖已经远去，现代社会需要现代的“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