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我们的星球》剧照。《我们的星球》探寻了地球上尚存的野生区域和那里的动物,从偏远的北极荒野、神秘的深海到广袤的非洲地貌和南美多样化的热带雨林,全面关注全世界生境多样性的广度。
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2020年的头两个月对于很多人来说,显得过于漫长。
正如加缪在《鼠疫》中所写的那样:“人们开始感到恐惧,同时也开始思考。”除了思考疫情,人们也在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尤其对于正在精神成长期的90后和00后,这或许是人生的第一次危机时刻(此前遇到的最大危机或许是失恋或考试不及格),可能因此萌生属于自己的问题意识,思考自己与社会的关系。”学者王晓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表示。
病毒可能是大自然清除人类这种寄生生物的手段
除了《鼠疫》,美国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顿的《血疫:埃博拉的故事》也是疫情时期很多人重读的书。
该书的第一章就把读者带回40年前的1月,故事从一个叫夏尔·莫内的法国人讲起。夏尔·莫内在位于肯尼亚西部的一个糖厂工作,此前的圣诞假期,他和一个朋友驱车去埃尔贡山野营,并在元旦这天探访了奇塔姆洞——夏尔·莫内很可能就是在这里感染了马尔堡病毒,因为这个洞穴是他和另一个感染致死者的唯一交集之处。
探访奇塔姆洞后的第七天,也就是1980年1月8日,夏尔·莫内开始发病。他的眼珠变成了鲜红色,越来越像一具僵尸。他搭乘肯尼亚航空的一趟通勤航班前往内罗毕就医。在飞机上,他开始呕吐,吐出所谓“黑色呕吐物”,这是因为病毒在他体内开始“极度扩增”。支撑到内罗毕医院后,他终于倒下。“急诊室的其他病人慌忙起身,避开地上的男人,大声呼叫医生,他周围的血泊迅速扩张。致命病毒摧毁了宿主,此刻忙着钻出他身体的每一个孔穴,正‘试图’找到新的宿主。”
“《血疫》的第一章,是我这辈子读过最可怕的。”被誉为“当代惊悚小说之王”的斯蒂芬·金曾这样感叹。
马尔堡病毒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丝状病毒。它来自非洲,却有个德国名字——1967年,这种病毒在德国马尔堡一家药厂暴发,因此得名。携带病毒的是从乌干达进口的实验用猴子。1976年在刚果(金)被发现的埃博拉病毒,也就是《血疫》一书的主角,也属于丝状病毒家族。“你越是琢磨高危病毒,就越会觉得它们不像寄生生物,而是越来越像猎食者。猎食者的特征之一就是会无声无息地潜行,有时候会潜伏很长时间,而后突然暴起袭击。”书中这样写道。
在用文字最大限度地展示了病毒的可怕(当然不免有夸张之嫌)之后,普雷斯顿在最后一章写下推论:对于地球而言,人类是一种寄生生物——“人类的泛滥仿佛感染,混凝土的坏死点遍布全球,欧洲、日本和美国犹如癌症的烂肉,挤满了不停复制的灵长类动物,人类群落无限扩张和蔓延,很可能会给生物圈带来大灭绝。”为此,地球启动了针对人类的免疫反应,试图清除这种寄生生物的感染,而病毒——包括艾滋病病毒在内——可能就是大自然的清除手段。
“我猜艾滋病恐怕不是大自然展现出的最强力量。”读到普雷斯顿这句话时,你可能会觉得细思极恐。
2015年6月12日,福建宁德,一家有色金属深加工企业使用推土机将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渣填入靠近海边的一片芦苇荡。(图/陈杰)
“如果我繁盛,你们也将繁盛;如果我衰败,你们也会衰败,甚至更糟”
早在19世纪,恩格斯就警告人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
在恩格斯生活的年代,欧洲和美国的许多地方已经出现了水土流失等生态破坏现象,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自然界的“报复”。但那时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尚未充分显露,也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进入20世纪,尤其是进入当代以来,人类对自然界的支配欲和掠夺性开发变本加厉,自然条件空前恶化,导致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短缺等全球性问题。
在奈飞(netflix)与金牌自然纪录片制作组silerback films合作的8集纪录片《我们的星球》(our planet)第一集,担任旁白的英国生物学家、bbc主持人兼制片人戴维·阿滕伯勒讲述道:“大约一万年前,当人类建立第一个定居点时,人类周围的世界,包括陆地和海洋,都充满了生物。世世代代,这个稳定的伊甸园,培育了我们不断发展的文明。”但随即他又话锋一转:“然而,如今,在仅仅不到100年间,一切发生了变化。在过去50年里,野生动物数量平均下降了60%,在人类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自然的稳定性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了。”
这是《我们的星球》列举的数据:热带雨林正以每年1500万公顷的速度消失;和1980年夏季相比,两极海冰的覆盖面减少了40%,预计到2040年,北极将再无冰川;全球渔业资源正在急剧减少,其中1/3已经完全消失;2016年至2017年间,超过1000公里的大堡礁白化,而全世界一半的浅海珊瑚礁已经死亡,余下的可能在未来几十年消失殆尽……
也因此,有豆瓣网友评论道:“70%以上的解说都是负能量的报数字,什么时候北极冰川消失,什么时候野生红毛猩猩灭绝。这不是一部展示地球之美的纪录片,这是一部告诉你再不做点什么大家马上就全部玩完儿了的警告片!”
美国生物学家b.康莫纳曾经写道:“我们自称先进,并宣告已逃脱了对环境的依赖。在南非卡拉哈里沙漠地区,一个游牧部落的成员,只有从找到的一根草茎中才能榨出水来,而我们只要打开自来水龙头,水就来了。我们走的不再是无路可循的荒野,而是城市的街道网。我们不再追寻阳光取暖,或者躲开烈日避暑,只要利用这样或那样的机器取暖或降温就行了。这一切逐渐形成这样一种思想,即我们已经创造了自己的环境,不再需要自然环境了。在热切探寻现代科学技术利益的过程中,我们几乎产生一种致命的错觉:我们已经最终逃脱了对自然平衡的依赖。而事实是可悲的,截然不同的。我们依赖于自然界的平衡,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
有一个这样的说法:若将46亿年的地球史凝缩成一天24小时,人类不过是零点前几秒钟出现而已。大自然不需要人类,人类却离不开大自然,公益纪录片《大自然在说话》用大自然的口吻说道:“是的,你们的未来取决于我——如果我繁盛,你们也将繁盛;如果我衰败,你们也会衰败,甚至更糟。”
2014年2月8日,玻利维亚贝尼省,洪水泛滥,牛群被困,无处可去。(图/视觉中国)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生活?
“‘非典’和禽流感相继暴发,应当引起我们对现行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思,如不能制止严重破坏自然平衡的行为,不能与生物界和谐共存,人类可能会像恐龙一样因‘特化’走向灭绝。”
这是2004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原校长殷鸿福提出的看法。他指出,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研究生物演化史得出的科学结论。
殷鸿福的推论过程是这样的:生物界的消亡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通过全面进化,旧物种不复存在,演变为更高、更新的物种;另一种是未能绵延后代而绝灭。从猿到人的演变属于前者,人猿消亡了,却产生了更高级的人;恐龙的灭绝则属于后者。
引起恐龙灭绝的内因是“生物特化”。所谓生物特化,是指不与自然平衡,造成生物体某一方面非自然地过度发展。比如某些物种个体增大是一种特化现象,它是生物演化上升的表现之一,但并不是越大越好;这些物种只适应于特别优越的环境、要求更多更好的食物。恐龙就是这样的物种,它一度是统治性生物,适应性和抗灾变能力却不断减弱,一旦环境突变,便走向绝灭。
而人类也有着“特化”的风险。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繁殖加快,对肉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人们获取肉食的方式,日益依赖人工食物链,即工业化生产的家禽家畜。“这种高密度、统一饲料、速长速肥的生产方式远离自然,再加上激素、催肥剂的使用,使动物抗灾变机能降低,易于染疫传疫,导致口蹄疫、疯牛病、禽流感频发。”殷鸿福说。
“非典”暴发的17年后,新冠肺炎疫情让人们再次意识到人的脆弱、当代城市生活的脆弱,并进一步反思自己是不是做错了。比如,学者黄灯认为日常生活中制造垃圾、不理性消费、无意识犬儒等都是“平庸恶”的一部分:“我越来越意识到,在技术的无限可能下,人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坚固的经济gdp所制造的繁华城市,也许只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幻影,我们拥有太多的盲点,人类并没有想象中的强大和自信,在喧嚣炫目的生活方式下,我们必须追问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生活?我们到底该如何自处和与他者相处?也许,当下能做的,就是建构一种更为健康、理性、简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培养真正适应城市规则的公民,否则,所有人必然共同承受不堪代价。”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生活?
让我们看看梭罗是怎么生活的:“我发现,每年之内我只需工作6个星期,就足够支付我一切生活的开销了。整个冬天和大部分夏天,我自由而爽快地读点儿书。”他的木屋是自己建造的,总花费28.125美元,屋子里的家具“包括一张床,一只桌子,三只凳子,一面直径三英寸的镜子,一把火钳和柴架,一只壶,一只长柄平底锅,一个煎锅,一只勺子,一只洗脸盆,两副刀叉,三只盘,一只杯子,一把调羹、一只油罐和一只糖浆缸,还有一只上了日本油漆的灯”,仅此而已。
当然,你大可以不赞同并觉得“矫情”,但没关系,尽管去过你的生活吧,只要不是把所谓的“生活方式”当成生活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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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新周刊》第559期“生命之书”